他之所以没随中大回迁南京，是不愿回到故地，去默想亲人是怎样挨饿的，怎样受辱的，怎样死的。他只到南京把母亲和姨妈接走了，把书搬到了重庆。当时，重庆大学将挖在校内的一个防空洞批给他，让他放书；调到渝州文理专科学校后，该校没有多余地盘，重庆大学就依然把防空洞借他使用。再后来，他的书被红卫兵席卷一空。“文革”结束后收回一些——就是堆放在书桌上的那些了，这其中，李教授珍爱的古籍一本也没有。
他果然没搭我的碴儿，说：
“只可惜，明焕在最不该中风的时候中了风。但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国运！他中风并不严重，只是暂时不能行走，要是和平岁月，治疗一段时间，说不定就好了，偏偏遇到战争……”
这恰好正是我想说的话题。前几次，我都是顺着李教授，泛泛地谈论二战。
我顺势问他：“我曾祖母遇害的事，流传着许多种说法……”
问句还没出来，李教授就打断了我。
接下来，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当中。
当时的重庆政府——李教授说，是一个饥饿的政府，啥都缺，啥都没有。抗战刚打一年，自洋务运动以来惨淡经营的近代经济设施，包括70%以上的工矿企业和教育基础，就毁损殆尽。到1940年，国力更是江河日下，为保证供给，只能“田赋征实”（不收钱，只收粮），还“田赋征借”（向民众借粮食）。国家这么难，某些官员却把军需当成自己的家庭账房，一面向政府冒领饷项，一面向地方勒索财物，名为供应前线，实则中饱私囊。“国难”这个词，在他们那里成了一个吉祥如意的名词。
官僚集团如此不堪，统帅是推卸不掉责任的。介公（李教授这样称呼蒋介石）忙碌了一辈子，最终闹到仓惶辞庙，不是没有原因。但首先说，在抗日大局上，毅然迁都、枪毙韩复榘、行刺汪精卫，都表明了他的决心。日军对陪都狂轰滥炸，企图瓦解他的意志，他的回答是绝不屈服。轰炸后那么混乱的局面，他还和戴着麦秸草帽的夫人，走上街头，安慰民众；夫人的专车，也贴上了难民运送车的标牌。为报复他的强硬，日军袭击他浙江溪口的故里，蒋经国的生母被炸死，经国夫人的华语老师，一条腿飞到了邻家的屋顶上。对此，介公的回答依然是那句话：绝不屈服。
他兼任中大校长期间，党政军务那么忙，还常来中大巡视并发表抗战演说。到了吃饭时间，就去学校食堂用餐。他的饭量很大，一口海碗，要吃两碗。每当他吃过，学生都去抢那口碗，留作纪念。从饭厅出来，正对松林坡，是中大的“民主墙”，学生自治会的选举公告往墙上贴，各大群社，包括个别师生，对时局和政府有了看法，写出来也往墙上贴，披沥陈词，针锋相对。介公吃饭出来，会站在民主墙下看一阵，看到对自己不敬的言词，也不言声，眼睛跳动几下，又继续往下看，并不追究。
那时候他还有那样的胸怀。
后来，特别是皖南事变后，他的心胸才变得越来越小：查禁报馆书店，搜捕“奸党分子”，推行党化教育；在空袭的慌乱中，有人掏手绢擦汗，也会被当作是向日机发号，遭到当场射杀。
南京沦陷后，确有日军（包括后来的汪精卫）安插的间谍，混迹于难民到了重庆，其中最著名的“独臂大盗”，竟当上了重庆某高射炮团团长，利用赛珍珠《大地》一书，编制密码，向日军透露我防空机密，包括高射炮的射程，但这部密码很快被美国人雅德利破译了，“独臂大盗”也被收拾掉了。退一步说，就算间谍还在活动，也不可能掏手绢擦汗、放个冲天炮、拿出小镜子朝天上晃一晃，就能向日机发信号。其实他们也明白，只是以此为借口，威慑民众，围剿异己。介公好像并不懂得，作为统治者，有异己是福；他也不懂得，你把别人当异己，别人也必然把你当异己，你不容忍别人，别人怎么就该天然地容忍你呢？或许，他懂得这些，只是变得虚弱了。独裁者的出路，就是日渐虚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