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父亲的信(1)

爸,我在重庆一切都好,你们放心。

安伯母的病已经好了,而且我今天去了她家。我去过两次,第一次没能进门,安伯母听到敲门声,刚把门打开,二话不说,就推着我后退,她也跟着出来,又把门轻轻带上。她家的房子,呈横着的“凹”字形,门开在缺口的顶部,因此我和她是站在巷道里。她说你找李教授?我点了头。

“不行,他正在工作。”

你说她说话带股涩味儿,但我没听出来。她现在说的是川话,我听谁说川话都差不多,一个腔调。

李教授工作的地方就是客厅,如果是热天,我进入院坝就能看见他坐在窗下的书桌前,现在不行,窗子关上了,还拉上了深蓝色的窗帘。重庆的冬天真冷啊。我简直没想到会冷到这种程度。入冬以来,雪倒是没下,霜却勤快地降临,清早起来,地上一片白,其中有两天,白霜变成黑霜,花园里顽强的小草,经黑霜一打,再也扛不住,都烂掉了,像被人跺了几脚,又像放进锅里煮过。

安伯母又对我说:“从起床到睡觉,他只在早、中、晚三顿饭后各休息半小时,你要找他,午饭过后再来吧。”

可“午饭过后”是一个十分不确定的概念。我问他们家一般几点钟吃午饭。

“12点。他吃10分钟。”

我像是到了火车站或者飞机场。火车和飞机有时也要晚点,看来李教授比它们都准时。

在明月河见过安伯母那么多回,我以为她会认出我来的。但很显然,她对我没有丝毫印象,她那时在病中,对自己干了些什么,也可能完全不记得了。我很想告诉她,我的父亲是谁,大伯是谁,但没敢把这话说出口。等合适的时机吧。

只是,即便告诉了她,也不一定有什么意义。

那次我给大伯说我找到她了,大伯的反应是很怪的。他在里屋给二胡上松香,我推门进去,他就感觉到我有话要对他说。当听说她在,大伯瞪我一眼,站起身,在屋子里转,转了好几圈,才回到座位上,问我:“她在哪里?”我说了地方。“当校工?”我说不是,是当家属。“好……好……她过得好吗?”我说大概不算很好,她成天自言自语,还常常去河边烧信。大伯的眼睛有些湿润,问是写给谁的信。我说写给谁不知道,看上去她是在怀旧,要是她能跟她怀念的人见见面……听到这里,大伯眼睛上的那一点湿很快不见了,激动也消失了,显出完全与己无关的神态,说:

“她想见的人,永远也见不到了。”

说完他用指头蘸上茶水,在书桌上接连写了三个“不”字。

幸好我没说安伯母的丈夫是李教授。

我是在丢下那个话题之后,才转弯抹角提到李教授的,结果大伯认识他,对他很尊敬,说李教授这一生,是由“事”组成的,想事、说事、做事,没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剥夺他想事、说事和做事的权利。在中大时,他出门爱带雨伞,可真的下起雨来,哪怕是瓢泼大雨,他也记不起把伞撑开。那是他在想事。1942年8月,他站在小龙坎一座桥上,空袭警报响了三次,日机的声音一声比一声重地传来,轰、轰、轰……人们扶老携幼,朝防空洞奔跑,他却脚底生根,因为他在说事——他正跟一个姓环的教授激烈争论:小鸡出壳就知道啄食,究竟是本能还是在胚胎内就经过了训练?那次不知什么缘故,日机胡乱扔下几颗炸弹,然后俯冲下来,打了一阵机关枪,就飞走了,他便跟环教授一直站在桥上争论,从头天傍晚,争论到次日早上才分手。

至于他做事的时候能不能打搅,就可以想见了。

——难怪只要他在工作,安伯母就不放我进去。

大伯为什么会说安伯母想见的人“永远也见不到”的话?为什么要写那三个“不”字?

一切都只有猜想,都只能等待。我很赞同妈说的那句话——妈没有多少文化,但她说的话总是饱含哲理,有次我听见她劝对门的桂大姐,桂大姐当时正死心塌地地跟张大哥闹离婚,妈也觉得张大哥太对不起桂大姐,婚应该离,但闹到法院,判决书老也下不来,妈就对桂大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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