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晓洋给我讲过，他收到大伯的电报，感到非常为难。
安靖是谁？多大年纪？在哪里工作？这些基本的信息都没有，去哪里打听？
重庆再不是当年9平方公里的半岛小城了。即便只有9平方公里，你要从中捞出一条指定的鱼来，你试试！那时候又不像现在用网络管理，去派出所户籍科查，不是跑一个派出所就行，而是跑遍重庆所有的派出所。他根本做不到，再有时间也做不到。他是一个行动能力很弱的人。你看他除了教书，成天就是读啊、写啊、想啊，当然这是他的工作，但同时也表明，他面对现实的行动能力很弱。“我从世界的边缘经过，我以历史为生活。”《法国史》上的这句话，差不多就是说晓洋的。
对此，他自己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常常给我讲到曾祖父那代学者，为把铁屋子敲开一扇窗，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他们集会结社、办刊办报、上街演讲、带队游行、去衙门理论、闯警署要人，甚至组织义军，奋起革命。他们总是在行动着。就说李本森教授，领着一群鸡鸭牛羊从南京走到重庆，身后有枪炮，头顶有飞机……这何止是一场壮举！
学者之名不是那么容易担当的，除了学问高，还要有风骨。风骨二字十分要紧。动中有风骨，静中也有风骨。黄明焕教授面对日军击杖而歌是风骨，闻一多先生将自己深锁阁楼同样是风骨，关键是看其中的动机、性质和方向。那一代文化人，既是学者、教育家，也是政治家、思想家，对国际国内形势有着深刻的把握；他们中的很多人接受过西方教育，又深受儒家文化熏陶，非常入世，择业时，首先考虑的是国家的需要。而现今……要清高，就与政治隔离，要入世，就走向世俗乃至低俗。
这些话，不是此刻我对你说的，是过去晓洋对我说的，因此你不要误解我是在批评晓洋。
晓洋从来没有清高过，更没有世俗过，尤其是没有低俗过。
相反，他就是太坚持了。尽管他所坚持的，我至今还是疑虑。
历史给了他一个细节，他就在那个细节上吊死了……
他不是那种容易“化”的人，一旦认定，要改变起来就非常难。在别人那里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即便是生活上的一些小事，他做起来也像割他的肉。举个例子说，他把我爸叫杜主任，随着我俩关系的深入，他至少该叫杜叔叔了，但就是改不过来，鼓起很大的勇气去改，结果一出口还是杜主任。是在我们结婚之前两个月，他才叫了杜叔叔。叔叔还没叫热，就要把我的爸叫爸，把我的妈叫妈，这还不要了他的命！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只对我爸妈“嗯嗯嗯”的，啥都不叫，惹得我妈怪伤心的。
他很敬重大伯，大伯给了他一个任务，当然要想办法完成。
但他首先要问清楚那个安靖更具体的情况。于是他又把电话打了回去。
是父亲接的，他让大伯接，父亲说大伯散步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