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洋日记(18日)(1)

重庆的朝阳被高楼和树枝切得四四方方的,像一张张涂成酱色的麻将桌。看上去真有桌面那么大,光焰在玻璃窗上反射,城市的外墙便挂满了麻将桌。难怪四川人爱打那玩意儿。

我不太饿,懒得去吃早饭,洗漱完毕,坐在门外的走廊上抽烟。浑身疲惫,接连抽两支烟就好多了。栏杆稀疏,目光能很方便地溜出去。

楼下不足二十米开外,满架藤萝围成一个几亩大的半圆,被藤萝藏起来的,是半月湖,透过棕色的蔓条和兔耳朵似的叶片,能看见湖水丝丝缕缕、安安静静的绿。刚刚移过来的阳光,充满疼爱地触着湖面,每触一下,都像有人在水里撒下了一把银币。藤萝架下的木椅上,有个女学生在读英语;湖的那一面,在我望不见的地方,有个男生在背《离骚》,声音忽大忽小,有只鸟像在跟他学,也忽高忽低地应和着。稍远处的中心花园,锯齿形的假山背后,立着块巨型匾额,匾额上用魏碑体写着邓小平对教育的题词:“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到7点半过,读书的声音消失了,闹哄哄的声音起来了,学生成群结队地,走向教室或图书馆。

我锁了房门下楼,向路上的学生打听:“同学,请问李本森教授住在哪里?”

都抱歉地摇头:“我们从没听说过这学校有个叫李本森的教授。”

我有些吃惊,心想他们可能是不知道李教授的名字,于是说:

“就是那个从南京赶了一群牛羊到重庆来的李教授。”

学生们捂着嘴笑。有个男生没笑,把脸拉下来,对我说:

“这里不是牛羊圈,也不是屠宰场,这里是大学校园!”

这学生很维护学校尊严的。

我只好不再打听李教授,而是说:

“知道安志薇住哪里吗?就是天天去明月河烧纸的那个老太婆。”

这一下大家都知道了,争先恐后地给我指路。

路曲曲弯弯的,每到一个拐弯处,我都得这样问一次。当经过游泳池、运动场、生物实验大楼、男生宿舍八号楼,再下一段煤渣路,终于找到学校西区的银杏坡时,我把相同的问句已重复七八回了,像是在故意宣扬安志薇的事情。

银杏坡只住着李教授一家人。前面是断崖,后面也是断崖,两面断崖间小小的平台上,立着一幢平房。房子前面有个石院坝,面积跟平房差不多。院坝与断崖相接处,长着一棵巨大的银杏树。给我指路的学生,特别强调了这棵树,说它的年龄比郭沫若旧居的那棵还老,只是没有它的名气;看上去是很老,累累根系暴露于外,形成磨盘似的一饼。此外还有小叶榕和枸皮树,只不过都寄生在银杏树上。环境真好。银杏叶和寄生树同心协力,洒下大片浓荫。虽没到落叶时节,院子里却躺着新鲜的叶片,每片叶子都坦坦荡荡,精精神神,像它们觉得,长在树上挺好,落在地上也挺好。

院坝边缘,有团茸乎乎的白毛,看来,李教授家是养着猫或狗的。

猫还好,如果是狗,闻到生人的气息吠叫起来,就会惊扰了主人。这时候,女主人多半还没出门,要是她出来看见生人,会不会受到惊吓,并因此使病情加重?

我不敢担保。不敢担保就不敢尝试。

而且我也向杜主任承诺过,没经李同安同意,不能上李教授家去。

我沿着一条岔道朝上走。这条道越加偏僻,野草和灌木吆吆喝喝地生长。

站在灌木丛中,朝下面观望。望不见人,只望见客厅的窗子,双扇,最大限度地打开,用细木棍撑着,每扇窗镶着三块玻璃,中间的那块,都碎了半边,左边的用另一块碎玻璃缝补上了,缝补的方法,是用黑胶布粘贴,怕胶布不牢靠,又用褐色的绳子跟窗框捆绑在一起;右边的那块,用报纸蒙住。

我蹲下身,这样能看见客厅内部的景象了。

依然见不到人影,只看见一张书桌,一把藤椅,一排沙发。书桌两侧,书垒上去,砌成了墙,中间空出的部分,卧着钢笔和一本翻开的书,还有一柄放大镜。藤椅明显做过若干次手术,比玻璃窗的手术要复杂得多。沙发的黑皮恣意卷开,要不是因为颜色,还以为上面放了许多橘子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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