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看看，到底哥哥要到哪里去。联想到哥哥老喜欢到爸爸书房里去，研究他的那架不能碰的电话机，我突然想，会不会他就像《奇怪的舅舅》里面写的那个舅舅一样，根本就是个国民党特务，根本就不是我哥哥呀？我想着这些，腮帮子上的寒毛都竖了起来。
中午雪白的太阳铺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知了拼命地叫着，可楼下的大门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进出。后来，出来了一个撑伞的人。她是我们楼里的一个小老太太，阿姨说她是什么坏人的小老婆。她撑着一把褪色的黑布伞，好像挡雨一样挡着太阳，将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的。阿姨说她一直到小菜场去拾菜皮，到刮鱼鳞的摊子上买鱼头、鱼泡泡和鱼尾巴，她说是施舍给野猫吃的，阿姨说，她家邻居说她根本就没给野猫吃。
过了好久，又有一个我们楼里的小孩，拎着一支竹筒的冰筒，兴冲冲地冲过马路，往淮海路口的老大昌方向奔去。他一定是去买冰棒的。
可哥哥并没有出现。
他一直没出现。
但是他傍晚回家来的时候，鼻子和肩膀却是晒得通红的。
难道他准备在十月一日的时候，炸掉上海发电厂么？
或者是暗杀我爸爸？国民党特务不都是长着一副恶毒心肠的嘛。
好容易到了一天，阿姨命哥哥和我一起帮她的忙，把家里的大东西抬到楼顶天台上去晒霉。阿姨说，大楼里的确家家户户都在晒霉，雨季过去了，羊毛的东西要见见太阳，再收进箱子里。阿姨甚至把地毯也卷了起来，要我们一起抬上楼去。阿姨说，汪同志那天说，地毯晚上都有味道散出来了。哥哥这次可算带上了我。
顶楼的天台上，居然有好几家人的阿姨都在晒家里的东西，竟是意想不到的热闹。在天台上，我们能看到茂名路对面的大楼顶上，也有好几个人在晒东西。还有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拿了一只网球拍，大力击打挂在绳子上的地毯。我这时才发现，阿姨原来都穿着一样的白衣服，大概她们也会有一样的大金牙吧。
依我们天台上的规矩，地毯要晒在天台最北面的粗绳子上。阿姨和哥哥合力把地毯挂到粗绳子上。哥哥告诉阿姨，他来帮她弹地毯。阿姨露出了她的大金牙，在阳光下真晃眼。
阿姨去晒妈妈爸爸的黄呢军服，还有他们轻易舍不得穿的靴子，还有黄色的军毯。她把军服挂好后，立刻从腋下抽出夹着的白布单，将衣服蒙起来。
她也不让别的阿姨过来翻看我家的箱子。她对她们说，汪同志关照了，在自家阳台上晒，不要张扬。我想想你们几家还都靠得住，才拿上来晒的。
阿姨尤其自豪哥哥帮她干重活。她对别家的阿姨宣讲说，汪同志家教很严的，革命分工不同，家里不可以有小少爷的。大弟弟倒是个军官呢，他的吃穿用度，都由军官学校负责，大弟弟是国家的人。大弟弟穿的衬衫，真正难烫，肩章的地方最难。大弟弟最文雅，在家里一点儿声音也没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