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彬收到信后的第五天给爸爸打来了电话。
“爸，杂志收到了吗？”
“没有啊。”
“给你寄了。”
“哪天寄的？”
“前几天吧。”
“工作怎么样？”
“还行。”
“北京降温了吗？”
“没有。”
“天气预报也没个准头。”
“没事。”
“对了，给我寄照片了吗？”
“洗照片太麻烦了。”
“洗照片有啥麻烦的。”
“现在都是用数码相机，发邮件最方便。”
“……”
“爸？”
“哎，我在听。”
“用邮件发照片方便。”
“发邮件？”
“嗨，你也没电脑，算了，我回头洗几张吧。”
“工作忙不忙？”
“挺忙的。”
“那就找时间再洗吧。”
“知道了。”
“我看新闻，说北京五环路发生特大车祸，太吓人了！”
“爸，你还有事吗？”
“坐车要小心。”
“知道了，还有其他事吗？”
“你每天都忙啥啊？”
“考虑选题，讨论选题。”
“选题？”
“琢磨老外喜欢看什么中国故事呗。”
“哦……”
“爸，还有事吗？”
“我想想，好像没有了。”
“我是用手机打的电话。”
“那就好！”
“我挂了。”
“好，挂吧。”
话筒落在座机上的瞬间，老那忽然想起儿子英文名字的事儿，又急切地抓起话筒，连续说着“喂……喂……喂……”，可听到的是忙音。他看着话筒，摇了摇头，使劲拍一下脑门；不过他随后就想开了——留个念想吧，下次写信再问儿子一次吧。
现在是晚上九点十五分。和儿子通话后，老那打开相册，又在跟老伴说说话：“老伴，儿子刚打来电话，都挺好的。还是留北京好，我在镇上没啥关系，儿子真回了老家也没啥机会。”老那喘口气，闭上眼睛，双手抚摸着相册，好像抚摸着老伴的脸和手。
天一亮，老那就醒了。他比平时提前醒了半个小时，只为能早早赶到邮局取儿子寄来的杂志。镇上的邮局九点钟开门，他坐在床沿，仰起脸凝视着墙上的钟：时针在七，分针在五。
时间还早。在家待着还不如去集市给儿子买些家乡的核桃寄过去。儿子在北京工作，是编辑、记者，是脑力劳动者，核桃能补脑子。“核桃，给儿子买核桃去。”他心情愉快地念叨着，开门、关门、锁门，迈着小碎步赶往集市——他上半身前倾，脖子直直的，两条小腿交错的频率在加快，这不是他平常的步幅，这行走的姿态让他看上去有点滑稽。
小商贩们扯着嗓子招呼他。一位和他年纪相仿的老头静静地蹲在地上，守着一堆核桃“吧嗒”“吧嗒”地抽着烟卷，眼巴巴地望着他。老那打定主意，朝老头走去，心想他出早市卖核桃，一定是为了他的儿子或者孙子。
他相信老头的核桃，也相信老头的秤。他买了五斤核桃，一路往回走，拐了两个弯，踏上了去邮局的这条老街。他路过一个早餐店，挑了个位置坐下，点了一根油条、一盘咸菜和一碗白粥。
他吃着早餐，脑子里还在想着核桃，不，是想着儿子吃完核桃后的高兴表情，他甚至听见儿子由衷的赞美：“爸，老家的核桃真好吃，下回多寄点儿。”
“哎！”老那对想象中的儿子答应道，倒把坐在对面吃早餐的人吓了一跳，他不好意思地一笑，把自己的那盘咸菜朝对方推了推。这时，一个老太太抱着一个鸟笼子走过来了。“要鸟吗？会说话的鸟，谁要鸟，会说话的鸟。”她有气无力地说着，眼睛始终盯着在沸腾油锅里上下翻滚的油条，“会说话的鸟，鸟……谁要鸟……”
没有人理睬她，老那看了她一会儿，把早餐钱放在桌上，起身默默走了。“我饿了，我饿了。”老那听见鸟在说话，忍不住回转身。
“会说话的鸟，谁要鸟。”老太太提高声音说。
“咋卖的？”一个男人问道。
“两百块钱。”老太太说。
“太贵了，是金鸟啊！”
“会说话的鸟，不贵。”老太太说，“那你能给多少钱？”
“五十块钱。”
“一百五。”老太太说。
“就给五十！”
“是我儿子养的鸟，我卖少了他会骂我的。”
“这鸟最多值五十块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