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李石曾本人向以“社会技术”见长，开创文化、教育“事业”无数，萧瑜写道：“石老每在一地经营事业，必与其他有作为之一人或数人深相接纳，成为密友，以便共同奋斗。”萧瑜直言，李石曾善用裙带关系，好说“忠厚为无用之别名”，可见他的“社会技术”无非就是基于“关系”的厚黑之术。没有资财，权术也运转不灵。他早年曾以三十万法郎“资助”（也可以说收买、贿赂）法国政治家、众议员穆岱（Marius Moutet，1876-1968）竞选，用萧瑜的话来说，穆岱此后“终其身为李老一助手，为中国一良朋”。但是取穆岱或法国的立场，此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即李石曾崇拜法国文化，终其身为穆岱一助手，为法国一良朋。1916年3月，李石曾、蔡元培和法国欧乐教授发起筹组法华教育会，成立会6月26日成立，蔡元培为中国方面会长，李石曾为副会长，法方会长欧乐，副会长即穆岱。法华教育会还在巴黎设有会所，可见是一个有社会资源的组织。蔡元培的法语听说能力比较有限，与两位法方会长交流，大概还离不开李石曾的中介，会长一职，近乎挂名而已。这一年冬蔡元培应教育部之请回到国内，出任北大校长（1917年1月4日），李石曾不久也返京，担任北大哲学系的生物学、社会学教授。李石曾身世显赫，国内关系网四通八达（其父李鸿藻有多少“朝殿门生”！），法国政界又有靠得住的朋友（除了穆岱，还有里昂市长、激进党领袖赫里欧和数学家/政治家班勒卫，后面两位都当过法国总理），加上游学法国时结识了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和汪精卫等“共同奋斗”的朋友，回到仍以派系为主导的中国社会，凭他那套“社会技术”，很容易在自己身边聚拢一班人马。以他为领袖的法日系在北大出现了。
李石曾游学法国十余年，一大收获是学会了如何以各种各样社会或公共事业的名义拉取赞助，公家的拨款或私人的捐献，多多益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专在海外为政治运动筹款，李石曾与他们相比要高出一截，他倡立会社（进德会、世界社），开办学校，创业范围更加广泛。他筹集资金确有过人的本领，对如何管理好资金以兑现筹资时的许诺，却不甚费心。他在巴黎创办豆腐公司，用的是直隶省的投资公股三十万元，最终他自己赢得美誉（孙中山曾提及），却视公股投资为无条件馈赠。还是让知道底细的萧瑜来说：“石老得款，除以一部分开办豆腐公司外，又组织印字局，编印新世纪月刊等，主张革命排满。……民八冬，余由巴黎回旧京，一日，石老交余一小册，册名‘吃人’两字，为直隶省公民团所印，列举直省公益被侵害而无公平措置各点，约二十项，其中一项，即指巴黎豆腐公司所投公股，下落不明，石老一笑置之，旋说：‘作了革命运动费，下落是很明白的。’”（李石曾1908年从巴黎回国招股，直隶总督杨士骧（李鸿藻门生）鼎力相助，年谱中也有记载。）无政府主义的便宜之处就是可为常人眼中不能接受的行为作出高尚的解释。他还需要更多的“革命运动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