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条件肯定文化杂交性的论者往往假定，维护纯洁性的基要主义（或原教旨主义）为时代大敌，永远处于流变之中的文化只有保持开放状态才有存在的理由。苏珊·桑塔格并不是后殖民批评家，但她的某些论点为倡导文化杂交者所用。桑塔格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版的小册子《艾滋病及其隐喻》里认为，人们对艾滋病充满偏见和恐惧，仿佛它（和其他种种不洁有害的事物）来自海外，来自他者。有史学家反驳说，艾滋病也许来源不明，但在人类历史上，外来的病菌确可摧毁一个国家或文明。道理简单得很：受害地的居民对那些病菌不具任何抵抗力。欧洲人入侵美洲时就有过这样的事例。根据第55届联合国大会第201号决议，每年5月22日为国际生物多样性日，2002年这一天的主题是“生物多样性与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外来物种入侵经常是威胁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我国，入侵西南地区的紫茎泽兰和飞机草，入侵宁波地区的“加拿大一枝黄花”，入侵广东的薇甘菊，在华东、华中、华南和西南地区作为饲料引进的空心水浮莲和水葫芦，正在肆意蔓延，对当地生物多样性构成极大威胁。世界各国都有受到外来入侵物种危害的经历（兔子入侵澳大利亚为著名的例子），因而各国海关对动植物入境均有严格规定。近年来，美国全面捕杀来自中国的乌鳢（即黑鱼），中国则严禁引入巴西食人鲳。这对保护文化多样性有何启迪？有没有文化上的乌鳢和食人鲳？很多文化是在与周边文化杂交时被彻底同化、吞噬的，鼓励濒危文化对一切外来影响开放只能加速它们的灭亡。
曾多年“流亡”欧洲的美国作家马尔科姆·考利在《流亡者的归来》一书这样描写流亡的终结：一旦流亡者投入到他所生活的社会中去，当他逐渐结交了朋友并树敌，那么他的生活已有目的，他已有了家。以此为标准，现在一些后殖民知识分子大都为有家之人。但是令人困惑的是他们明明有家却要用一套玄奥的语言拒绝家的观念。“中转”和“迁徙”必须是永恒的状态，奥德赛回到伊萨克的家后关于他的故事也就结束了。流亡，这是尼采式的英雄生活中的常数，一枚勇气、道德和美学的勋章。流亡者似乎渴望着一种东西，但又不想真正得到它。他们赊来一种感情享用一番，到了该结账的时候拒不付钱。大谈文化的越界与杂交使他们与所在国缺乏流亡经历的同事相比占有种种优势。流亡已发展为一种迷信（cult）：
流亡正大行其时。这使人们想到处于社会边缘的一种批判精神，一位旅行者，没有根系但在每个大都会都有回家之感；不时在一个又一个学术讨论会上露面的永不言倦的漫游者；能用数种语言思维的思想家；少数族裔或群体的雄辩的捍卫者；简言之，生活在资产阶级世界边缘的浪漫的局外人。
流亡在以前也曾是时尚。从1870年到1929年纽约股市大崩盘，美国知识分子也时兴移居海外（那时叫“cult of expatriation”）。当时的流亡者与美国社会的价值观不能相容，他们到欧洲寻求文化和艺术创造的动力，坚挺的美元使他们有机会体味“享有特权的浪费”。那些来自美国的流亡者目的地十分明确，他们“没有巴黎或罗马就活不下去”（到伦敦的亨利·詹姆斯和艾略特算是回“老家”——the Old Home）。不过他们没有用“迁徙”、“杂交”等词汇营造对自己有利的文化氛围，他们中绝大多数始终持美国护照，说到自己的祖国往往生出愧疚之情，也许这正是他们后来回到美国的前提。现在美国反而成为流亡者的首选之地。文化经济学家若能比较一番这两类流亡者的异同，学界将大大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