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忠于他的民族和犹太复国运动，最不能容忍犹太裔知识分子对犹太人社会、宗教和生活习惯以及以色列的批评。早期的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1844）一文颇激烈地指出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做生意，犹太人的神是财神和股票，他们的实用精神同化了欧洲的基督徒，因此“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中获得解放”。伯林的民族（种族）自尊心大受伤害，一再讥嘲马克思对犹太教和犹太习俗的背叛。汉娜·阿伦特一度支持犹太复国主义，20世纪60年代初，她出席了以色列对原德国纳粹分子艾希曼的审判，对整个过程深感失望。艾希曼在1962年3月被处绞刑。第二年《纽约客》杂志连载了阿伦特五篇讨论艾希曼审判的文章，很多犹太人组织对阿伦特的思想独立大为恼火，对她“宣战”，从此阿伦特就有了犹太民族背叛者的恶名。说到她，伯林几乎不能自控，用语之激烈使人震骇；乔姆斯基曾说，联合国同意接纳以色列为成员国，条件是必须赔偿巴勒斯坦难民或允许他们重返家园，伯林试图封杀他的声音；史学家艾萨克·多伊彻不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伯林的一封信断送了多伊彻在英国苏塞克斯大学担任政治学教授的机会。伯林会坚称，这些人都是以意识形态为治学指南。以色列独立后伯林仍然住在英国，但他在英美政治界和学术界老练地服务于以色列的利益，其成效是一个生活在以色列的大学教授无法达到的。
读一读作为《跋》收入《个人印象》扩大版的《我生活中的三条主线》一文，我们会发现，这来自俄国、英国和犹太文化的三股线对伯林的意义绝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他热爱英国，但从未感到英国就是他的祖国。欧洲的犹太人改宗基督教后一般自然脱离由犹太拉比控制的犹太社区，伯林不是正式的犹太教徒，不过犹太精神始终是他的生命之光，他与英国的犹太社区始终相依为命。1932年11月，伯林成为牛津万灵学院第一位犹太裔院士，英国的《犹太纪事》报立即报道了这一消息，英国的大拉比向他道贺，罗斯柴尔德男爵还邀他到乡间共度周末，从此他就跻身英美社会的犹太贵族阶层。二战时他在华盛顿又通过犹太裔的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法兰克福特结识了很多活跃于政界和文化新闻界的犹太人士。法兰克福特曾在牛津访学，他对罗斯福颇有影响，也是一位犹太复国主义的热心支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