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有个电视剧《大时代》反响不错，有评论说剧中人有我们当年在万通时的影子，外界将我们六个合伙人称为“万通六君子”。现在看来，“万通六君子”只是那个年代的产物，我们当时的合作与发展，与当时的大背景息息相关。
20世纪80年代我们开始下海，90年代开始经商，那个时候中国市场经济的环境基本上还没有形成，头脑中还没有所谓的商业理想。当时年轻人的理想无外乎两类。
第一类理想是政治理想，尤其是经过1987、1988年，突然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打开了，也出版了一些中国人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书，例如《走向未来丛书》，这些对于年轻人来说会很新奇。那时开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关于人们异化的讨论等各种各样的思潮。其实这些东西在这个环境中好像是想抑制人们的思想，实际上反而刺激了人们不断探求真理的内心需求。比如我接触那些书，就是因为隔上几年反对一次自由化，在批判的时候读一下，那个时候不是单一地你批判说人家不好我就认为他不好，而是形成了一个想独立地探求真理、判断事情的心理。在这个大背景下，人们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包括借鉴一些西方的东西、社会上一些比较先进的东西，在政治上的观念上是年轻人的一个理想。
第二类理想是技术理想。当时的年轻人更多的是对技术有浓厚的兴趣。我们上学的时候，有哥德巴赫猜想这样的宣传报道，觉得技术对一个国家的影响非常大，对技术的追求，实际上在当时年轻人中也是一个主要潮流。
那个年代没有商人和企业家的概念，也没有像现在社会上说的企业家榜样的力量。技术方面的榜样很多，各种各样的科学家，国内的，国外的，有各种获奖的专家；各种活动和口号也不断出现，像召开科学大会，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政治方面的榜样就更多了，那个时候是注重政治的年代，最大的偶像就是邓小平。他三起三落的经历，人们耳熟能详，而且人们也看到这样一个政治人物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恢复高考，包产到户，让中国人都吃上饱饭，隔上一两年就出现一个大事件。这就是80年代整个社会的气氛。当时经商做企业家的最成功的就是像傻子瓜子这些个体户，根本没有什么榜样或偶像。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我跟王功权、冯仑、易小迪、王启富、刘军六个人聚在一起创立公司的时候，也并没有什么明确的商业目的。像王功权和冯仑这两个人，他们对钱没有概念，也不感兴趣，冯仑的衣服天天穿，从来不换，王功权更是这样。他们心目中伟大的理想就是能够推动社会，把个人的力量融入到社会里面去，推动这个社会进步、救国，他们更多的是提出这样的思想。他们也相信在政治背后有一个思想的力量、文化的力量在推动这个社会进步。而那个时候的氛围说靠经商、靠发展经济推动社会进步，觉得这些事情可能这个社会上有人去干，可是不应该是我们干的事情。
但这里面有一个转折点，就是1989年那件事。这件事让一直朝着这条路上走的人，尤其是有政治抱负的青年，突然发现这条路行不通了，无路可走了，于是一下子就迷茫了。
那个时候我们也都才20多岁，也迷茫了一阵子，并没有直接转到发展经济这上面，而是想着可以给别人打个工，能够养家糊口，以后买套房子、娶个老婆、生个孩子，让孩子上个好的学校……这就是那个时候在经济方面最大的梦想。至于成为中国企业家这种事情想都没有想过。
那个时候在我身边的人更多的还是从政治方面转到思想文化上去。他们觉得这两个方面比较接近，没准能找到出路，于是不少人开始挖掘古代思想文化，谈佛论道，讲儒演易。但几经折腾，发现并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思考明白的道理，反而是更迷茫了。毕竟，“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服”，那些东西太过时了。
最后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转移到经商上来。现在创办公司，可以参照的制度有很多，政府给你规定了各种制度，像劳动用工制度，跟员工要签劳动合同，公司承担什么责任、员工承担什么责任；像财务制度，钱怎么花的，利润有多少，交多少税，等等。但在那个年代，连公司法都没有。在没有公司法的情况下办公司，就是没有规则，没有方向，做事也比较迷茫。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几个人就商量着怎么办。有段时间天天就吃大排档，坐在一起边吃边聊。聊了几次，觉得有点方向感。有一次我对冯仑说，不能聊完了就没了，得写下来，冯仑很随和，说什么都答应，但是没有具体做。于是说了差不多一个月了，还没有一个文字性的东西能够指导我们的行为，最后冯仑建议六个人一人写一段，谁擅长写什么东西谁来写。当时没有电脑，连电都没有，空调也没有，大热的天，谁能静得下来写？没有人写！
有一次正好公司也没有什么业务，闲着的时候，我跟王功权说了一下，王功权激情澎湃，说必须写，不能一人一段写，布置下去没有人写。最后决定我们聚在一起聊，聊的时候别吃饭，在办公室里聊，边聊边记。当时供电也是时有时无，一会儿灯亮了，一会儿灯灭了，最后点着蜡烛，一边聊一边写。写完以后改，改完以后我记得又搞了一两个月时间，最后说定稿了，就叫《披荆斩棘，共赴未来》，要我发表意见。我看了看，除了后面写得有点啰唆以外都挺好，尤其是王功权前面写的一段比较激情澎湃，先提出来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抱负，除了政治和科技以外，还有一条路就是办企业，为社会创造财富来推动社会的进步，为家庭创造财富来孝敬父母、养育后代，把这些都提出来了；冯仑写了一段在当时如何经商；后面还写了一些制度、我们做人的原则等。其实我们现在看有些提法还是有点问题的，在当时没有出路的情况下则是一条充满无限希望的路。这也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在困境下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