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年，在外地工作的远房叔叔，来到了村里，给我们每个小孩发了一块糖。我在此前只是用舌头舔过白砂糖，从没有吃过糖块，我们山村里的供销社也没有供应过这稀罕的东西。不小心，也是没有经验，我把这块糖吃到气管里去了。据后来大人说当时我憋得全身发紫，再后来不知大人用什么办法取出了这块糖。这一年对我很重要，如果这块糖不能及时取出来，我今后的那些年就都没有了。糖果对乡下的孩子是很有诱惑的奢侈品，尤其是棒棒糖。我在四十岁之前从来没有吃过棒棒糖。我四十岁那年，两个儿子要吃棒棒糖，我买了三个，给自己也买了一个——之前我从来没有吃过棒棒糖，四十年来第一次吃，真甜。
那一年，一天傍晚，村口土坡上一队年轻人又是敲锣打鼓，又是喊叫。我的父母急忙从屋里跑出去听，回来说是“九大胜利闭幕了”，妈妈对爸爸说，主席还是毛主席。爸爸没有表情地说，那当然。我在纳闷这样大的会，没有召开，怎么就闭幕了。没过多长时间，我们村里有了大喇叭，代替了人的喊声。但大喇叭里讲的话我听不懂。父亲告诉我，我们讲的是土话，大喇叭里讲的是普通话，听得多了，慢慢就听懂了。村里有了大喇叭是件很新鲜的事，他们天天在放。这一年很重要，我从此有机会听普通话了，这也是转折性的一年，如果这村里的大喇叭要晚安几年，我的普通话会更差。我工作后积累的第一笔钱，就给家里买了一台电视机。妈妈长年瘫痪在床，电视对她太重要了。三大件中的电冰箱和洗衣机是很后来的事了，没有多少食物要保存，也没有多少衣服要洗。从那以后，我的过年标志就是回到老家，在西北的热炕上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一年都没有落下。
到了1990年春节，我在海口，没有路费回家。海岛上很凄凉，内地人基本上都回去了。腊月三十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街上的餐馆都早早关门回家准备自家的年夜饭去了，我与当时的同事和朋友祝军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大排档，我们俩一边吃着河粉，一边盘算着这年怎么过。祝军问我有钱没有，我说，没有钱了。而他自从放出来后就从来都没有过钱。祝军建议说，干脆我们俩扒火车，不花一分钱，看能不能到我们各自的老家，天水和南京。我没有同意，我想北方的天气太冷了，这没把握的事要搞不好会冻死在货车厢里。祝军最后说要去儋县的热带作物学院看他的女朋友，因为她晕车不能来海口。晚上祝军骑上自行车走了，从海口到儋县的距离是170多里，当时还没有高速公路。
送走了祝军，我想要把自己的除夕夜安排好，最重要的是晚上能看到中央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这时家里的人也一定都在看这个节目，如果能看到这个节目，就像和自己家人在一起过年一样。我与我住的招待所二层的女服务员谈好，晚上在她的值班室看那台黑白电视。但节目看到晚上9点多，服务员说她要睡觉，不让我看了。我只好出来，自己一个人过了一个最孤独的除夕夜。
过了这孤独的除夕夜，时间到了1990年，这是我最难忘的一年。海南建省的热潮过去了，经济停摆了，凑热闹的那拨人基本都返回大陆了。我当时管理着一个砖厂，砖是一块也卖不出去。砖厂的民工走得不到100人了，他们都是拿计件工资，没有活干，他们也就没有任何收入。过完春节，我去了砖厂，留下的近100人中大部分是四川人，也有一部分山东人，都没有饭吃。四川人饿得受不了就捉老鼠吃，山东人说，老鼠有毒不能吃。看到这种情景，我回想起半年前，我们还情绪激昂地要辩个是非出来，而如今眼前一切都变得平静，变得死一样地平静，可怕的平静。我走到民工的工棚里，问他们上顿饭是什么时候吃的，有人说是昨天，有人说是前天。饿着肚子的民工，也是一样地平静，静静地躺在那里。这是我度过的最低潮的一年，甚至感觉低过了海平面。在这一年看不到任何的希望和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