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看电影，我还会自得其乐。没有人和我玩的时候，我就玩放大镜。
我蹲在炽热的阳光下，用放大镜烧蚂蚁、烧纸片、烧杨树的叶子。杨树的叶子表面有一层蜡质，看起来很肥厚，烧过之后，叶片上就会出现圆洞，变得千疮百孔，露出里面的筋脉。后来我看顾城的传记，发现他也很喜欢用放大镜烧东西，居然能用放大镜把铜碗烧出一个洞——他比我厉害。
除了放大镜，我还攒了不少私货，有漂亮的子弹壳，手枪和步枪的都有。有一把长刀，还有一杆枪管很长的燧发式的老猎枪。我猜想这些东西都是太平天国时代用过的，统统锈迹斑斑，上面都是麻坑。那些弹壳是我跟着其他小朋友一起到靶场捡的，至于刀和火枪，我记不得是如何得到的，就像我记不清是如何失去的一样。
我上小学了，学的第一课是六个字：你办事，我放心。
我唱着东方红、太阳升、毛主席、天安门、接班人、先锋队、生产队、小红花、小松树、献石油、干四化慢慢长大。每当国际儿童节和国庆节，我们都会参加歌咏比赛。我们都穿着蓝裤子、白衬衣，扎着红领巾，涂着红脸蛋，唱歌的时候竭尽全力，能把小脸憋得通红。每当儿童节，还会举行加入少先队的宣誓仪式，如果你没能第一批加入少先队，你还会偷偷地哭。学校订阅了《中国少年报》，你经常会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和伟大中国的对照图解，一边是一个瘦小枯干饥寒交迫的黑人儿童躲在帝国主义大厦投下的阴影即资本主义角落里咬着被角痛哭流涕，一边是扎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沐浴在社会主义阳光下风华正茂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那时候，我们都认为，地球上除了中国莺歌燕舞歌舞升平之外，其他人都生活在资本主义的剥削之中，到处都是猪八戒即使烧红了猪蹄也踏不过去的火焰山。
上小学的时候，班主任叫老米。老米其实不姓米，姓李，但所有人就是喊他老米，因为他是南方人，从来不吃面食，只吃大米。老米是个异乡人，这从他的习惯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他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习惯，虽然和这里的人都有些格格不入。这里的人六十多岁的时候，儿女满堂，自己也差不多已经像泥人一样开始浑身僵硬。只要累了，他们就随处坐下，身上总是有着太多的泥土和草棍，而李老师和他们不同。他六十多岁的时候还有女朋友，六十多岁还保持着衣着光鲜。
我们当面喊他李老师，背后都偷偷喊他老米。没有人胆敢公开挑战他的权威。老米得罪不起，得罪了是要挨打的，我们都知道。米老师是师爷辈的人物，很多家长都是他的学生，从来不敢护短，更不敢说这是体罚学生，在他们的心里，学生不听话，挨揍很正常。孩子挨了打，还要叫声好，说声活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