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亦称族谱、宗谱、家乘、家志等，家族总谱之外，还有支谱、房谱等分谱。家谱也是一种特殊的图书版本形态，但由于旧时家谱有严格的不许外传的规定，所以与为流播而出版的图书又有所不同。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家族观念的淡薄，家谱流散的现象也较普遍，大量家谱转为公藏，上海图书馆等已形成家谱的专藏。对家谱的收集与研究，也越来越为学界所重视。
简而言之，家谱有印刷的，也有手写的，近现代仍然如此。传统印本之中，又有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的区别。因家谱中往往重复字多，版面空白多，印量又很少，有时只印数部或数十部，所以活字印刷的成本相对较低。旧时有一种专门为人印刷家谱的匠人，走乡串户，以活字为人代印家谱，缺字则随时补刻，但刻、印的质量都不高，字迹大小粗细不整，排列歪歪扭扭不齐（图三十七）。但也有十分考究的精刻本、套印本，有的家谱前还有本族历代名人的画像。民国以来，也有铅字排印的家谱出现，有的还采取线装形式，有的就做成普通的平装本了。近一二十年，续修、重修家谱的活动又有发生，但多为铅印本或影印本；笔者所得最为豪奢的一种，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二零零四年出版的《江阴卞氏宗谱》，仿雕版形式计算机激光照排，宣纸线装五函三十八册，成本价就达数千元。
家谱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修、续修时都会保存前代的内容，所以越修篇幅越大。就文献价值而言，时代越晚近的家谱，通常越趋丰富完备。若从收藏角度考虑，自然宜搜集时代较早的手写本或精刻本。有的收藏者以谱中有无名人作为评判家谱价值的依据，其实家谱中胡乱攀附名人几乎是普遍现象。笔者以为，家谱的价值，还是要看其保持历史与时代信息量的大小而定。
如笔者曾得金陵《叶氏家谱》（图三十八）一册，系七世孙叶绪曾光绪十六年（一八九零）春三月恭楷写成，所用纸红印版框，高二零四毫米，宽一二三毫米，文武双边，半页八行；版心单鱼尾，下刻“德雅斋”字样；外以青布作面，贴手写书签。这部家谱虽然只记载了叶氏定居金陵后四世至七世的谱系，但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叶绪曾在序言中所说的，因为太平天国之乱，叶家四世以上的祖宗牌位都被毁掉了，在没有找到同族有谱者借抄之前，他只能将所记忆者先录下来，并且详细说明了祖坟的位置，“不然，于报本追远之大义，诚有缺矣，其罪更不容辞也”。这是金陵居民在大动乱后努力重建生活秩序的一个佐证。叶绪曾的一个叔父和两个堂兄弟死于太平军之手。家谱之后，还附载了姻亲戴氏、姑祖陈氏、外高祖史氏、外祖邵氏与王氏、姑父吴氏与芮氏、外祖吴氏的简谱，这几家在太平天国之乱中，共有十一人被杀，有全家“殉难”、后继无人的，所以叶绪曾感到有责任作此记录。
《丹徒胡氏支谱》四卷，宣纸线装四册，枣红木夹板上镌隶书《胡氏支谱》，填以石绿。牌记题“辛酉仲冬上浣开雕”，实为活字本，因以自行雕制木活字拼版，所以版面相当整齐，不细审很容易看成雕版本；版框高二四七毫米，宽一六二毫米，文武双边；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版心单鱼尾，上标谱名，中标卷次及篇名、页数，下标“安定堂”。因胡氏以胡瑗为远祖，胡瑗是宋仁宗朝名臣，时人尊称安定先生。只有书名、牌记、服制图等数页为整版雕印，版框略高；而遗像及坟图均为西法制版，以铜版纸印制。辛酉当民国十年（一九二一），但此书印成装订是来春之事，因“民国褒扬”一项中，收入了民国十一年三月的“大总统题褒”及内务部颁发的证书，褒扬胡朱氏的“守节”。书前有魏家骅、丁传靖等序，修谱族人序及宗谱旧序，后有十一世孙胡坚跋；丁序中明确批评《四库全书》不收家谱，是“当时馆臣之陋也”，颇有见识。卷一收宗谱例言、各朝诰命、旌表，卷二收家训、家劝、祠规、祭规、宗约，安定公传记行实，润派支谱各传、赞、遗像、世系图等，卷三收一世至十二世世表，卷四收墓志铭、诔文、坟图、坟契、服制图、世派命名次序、领谱名字表等。这部家谱篇幅虽不算大，但内容相当完备，可以说通常家谱所应有的项目都有了。
按此谱共印三十部，分别编号，领执者的名字都印在表内，表后另用红图记，填写某人收某号。笔者所得为第十五号，正是作跋语的胡坚所收执（图三十九）。家谱编号发放，是为了加强对家谱的管理。旧时每隔一定时间，各房都要将所保存的家谱带到祠堂查验，如有损毁或遗失，会受到很严厉的惩罚，轻则追回家谱，重则开除出族。
一九四九年以后，修家谱被视为违法活动，甚至被定性“反革命活动”。笔者的一位语文老师，就是因为“续修反动家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事迹长期在南京朝天宫的“阶级教育展览会”上展出，至今想来，还有触目惊心之感。但乡村中修家谱的事似乎一直未曾绝迹。笔者就收得一九五七年夏安徽省当涂县另埂村《窦氏家谱》（图四十）一册，窦氏系太平天国战乱时，由仪征大仪镇迁来，百年间已传五世，另追溯大仪镇五世，共列十世，始创家谱。此谱墨划版框，高二一三毫米，宽一四五毫米；版心单鱼尾，中写篇名，下标页码；正文全部以端丽小楷抄写，半页十行，行二十三字。前有“溧水县立师范肄业赵华棣”所撰并自书的《另埂窦氏创修家谱序》，赵氏可能是当地学历最高的读书人了。有趣的是，此谱前还彩绘出四龙环绕的边框，中录“圣谕十六条”，后列家训八条，家规七条，凡例八条，全都依照旧时宗法规矩，完全看不出新社会的痕迹。年表中不用公历，沿用民国年号有至四十三年的。此谱如果文革中被发现，不知有几颗人头要落地。
直到一九六四年，八十六岁的吕铁樵，还在准备修谱资料，不但保留着一九四三年打字印本《广济吕氏宗谱规则》，而且新制二十三世至二十八世族亲《年庚》一册，以小行书写在嘉定县公署总收文部上，以及他的《年谱大事记》一册，写在财政部盐政总局稿纸上。吕氏自述清朝得张之洞赏识，官至帮带；入民国仍在军中，一九二九年任陆军第四十四、四十五师驻京办事处处长，次年受洗为基督教徒，开设南方饭店，后易名中兴饭店。一九五六年曾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并游览故宫、颐和园等古迹；但次年“被小人诬告”，与子、媳俱禁闭二十多天，后无罪释放，但家藏财物、字画因被查抄多有散失。两者都记至一九六四年，大约他就在这一年去世，家谱想来也没有修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