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和书信，在版本学中往往归属于稿本一类。但它们又是一种特殊的稿本，尤其是日记，除了极少数人以外，写作者并不打算公之于众，只作为个人的一种人生历程记录；书信一般也只面对收信者，抑或包括其周围的微量人群。这一特性，使得写作者无须隐讳，无所顾忌，日记与书信往往更能显露写作者的真实情感，所记录的历史细节也更为接近真相；同时，日记与书信的行文都较率意，书写也较放松。这就与准备公之于众的文稿有所区别，所以笔者将其提出单独叙述。
在内容与形式两方面，日记与书信都具有较高的真实可靠性，可以作为研究相关史事的重要参考材料，也可以作为鉴定写作者其他文本的参照物。直到近现代，也极少有人在生前结集出版自己的日记或书信，而写作者逝世后经他人整理出版的日记与书信，又往往有删节、改动甚至增添。所以，日记与书信原件的文献价值，就更为人所重。就笔者的阅读经验而言，未经删改的日记与书信，远比回忆录与自传靠得住，更不用说他人所撰写的传记了。
必须说明的是，当代一些人专门写作供发表出版的伪日记与伪书信，不在此例。
近现代以来，名人大家的日记，已经成为社会密切关注的目标。一旦写作者辞世，马上会有专人收集整理，进行研究，也会择机公诸于世。所以除非有特别的机缘，搜集到名家日记的可能是很小的。不过，笔者以为，只要是重大史事的经历者，无论是否名人，其日记都有一定的价值。名家有名家的视点，普通人有普通人的视点，正好可以互补。作为历史见证人，他们都应有自己的地位。
笔者所得日记中，时代最早的是扬州某新式学堂（可能是法政学堂）学生《辛亥日记》（图三十三），以蝇头小楷写在学生专用的三十二开本道林纸日记册上，页面竖分三栏，中栏六行，供书写日记；右栏上部大字标阴历月、日、干支、星期，小字标阳历月、日，有“气候”一项待填写，中部录中外名人格言一段，下部为“亲朋问候”或“预记事件”；左栏在假期间为“自修课程”与“游览地方”，开学后为“受课细目”与“自修课程”；天头上还录有古诗一行。此类日记册还见过几次，肯定并非学校所印制，不知是不是商务印书馆所发行。由日记内容得知，作者是淮安世家子弟，居城郊，与城内周家有亲，与官场过从甚密，其父在清江浦任职。其在扬州上学，课程以新学为主，仍有“读经”、“讲经”等课；课余常至竞存书局、广益书局、有正书局等处购书籍报刊，所购读的报刊有《国风报》、《时报》、《妇女时报》、《小说时报》、《神州报》、《东方》、《小说月报》、《时事报》等。
最有意义的，是其中对辛亥革命的反映。扬州最早得讯是十月十三日：“武昌闻已失守矣，瑞督走汉口，张彪被戕，标、协以下多死伤者。此《时报》之电也。”次日记：“阅《时事报》，悉张彪已逃日租界。革军领袖即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也，故新军叛者六十一营；而汉阳亦于次日失守，盖兵工厂、铁厂皆黎旧部，故不战自定，厂失而汉阳随之也。又闻汉口车站已为革军所得，汉口市面非常恐慌，钞票以银元局失而信用亦失。彼党亦造军用钞票云。”十五日有同学班汴生来访，“告余曰：川鄂沿江竟（尽）革命军人插足地也。吾侪欲发电，电局辞以涉及军事，概不能发。”有人说南河下某馆新报已到，两人遂前往，仍未买到。“探铁路、轮舟是否通行，据曰仍通”，后来在竞存书局买到了新到的《时事报》，有人说，因为“运司以鄂乱，禁人送报，故有正之《时报》未至”。两淮盐运司到此日才反应过来，企图以禁报来封锁消息，但已来不及了。由此可见新闻传媒的作用，当时报纸的威力，是可比拟为今天的网络的。所以那几日报纸异常畅销，常买不到。十九日日记中，首次流露出对革命的态度：“盖彼国民军之程度，实皆优美，故所作为皆有条不紊，而对民、对外又悉平和，此尤识者所共认，而外国所注意者矣”，“又善用怀柔之道，人心益安。此则政府之殷忧而国民之深望也。”但平民百姓对于战乱毕竟是怕的，所以“听说九江炮台失守，堂中同学纷纷返里”，作者也于次日回淮安。此后记淮安土匪冒革命军名屡行掳掠，商民自发组织民团，十一月十三日“江北宣布独立”，但在十七日，却杀害了周实和阮氏两位革命者，作者在十九日记下了有关此事的传闻：“闻城内杀阮十及周姓二人，皆狂妄之徒。又人云阮有神经病。”直到第二年的一月十四日，他才返回扬州，参加学校的考试。
南京文化工作者文周的一册日记，从一九五三年赴朝鲜参战，断断续续记到一九六六年初，留下了各次运动中的心路痕迹。扉页上还贴着他身穿军装的半身照（图三十四）。杨丹在一九五四年的日记本上，就记下了对多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采访实录，并绘出了当时地下党活动地区的示意图。女教师闵乃杰的日记中，记录了学校里从反胡风到反右派的详细经过，既有自己的反复检查，也有别人的坦白交待。类似日记中提供的生动而丰富的历史场景与细节，在通常的史书中是不会看到的。
书信往往不会像日记那样仔细保藏，所以流散的可能性大，收集起来也容易一些。难得的是能收集到规模较大、较成系统的成批信件，尤其是尚有著名人物在内。笔者所得只有三种，一是同治、光绪年间致苏州画家沙馥与收藏家李嘉福等人的信札三百多帧，其中不但可以看到姑苏与上海画坛的诸多掌故，也可以看到晚清社会生活的各种世相；不但有吴云、吴大澂、张熊、张之万、顾若波、蒋凤藻等数十位名家手迹（图三十五），而且所用花笺图案多达一百多种，也是版画史研究的可贵材料。笔者曾以“晚清姑苏画坛掌故”为题，写了十余篇介绍文章，在《苏州杂志》上连载。一是一九八零年代初南京大学某人拟翻译出版《美国诗集》，与赵萝蕤、邹荻帆（图三十六）、绿原、屠岸、方平、杜运燮、戴榴龄、李文俊、袁可嘉等二十余位翻译家的通信，而那诗集最后却没能编成，谋事者竟将往来信件当废纸处理了。一是一九八零年代，编辑出版天文学家传记时留下的陈遵妫、席泽宗、方励之、吴铭蟾、全和钧、江晓原等十余位学者的往来信件与部分手稿，从中也可以看到当年组织与运作的具体经过。这样成系统的信件，在文献意义与收藏价值上，都是要超过零散的名人信札的。近来伪造单件名人手札的情况已不鲜见，但同时伪造出有根有据的多人往来书信，就困难得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