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稿本与修改稿本

稿本,又称手稿,原稿,是图书著作者的原始文本,也是图书版本的原初形态。一个人著书立说,首先要写成稿本,然后才谈得上交付印刷出版。也有些稿本,由于各种原因最终未能出版,便成为这一著述的唯一版本形式。尽管很多图书的稿本都已不存于世,但从理论上说,每一部书都是以稿本为基础的。所以论述图书版本,当从稿本开始。

稿本仍属较为宽泛的概念。在稿本的完成过程中,往往还会产生不同的版本形态。如有的著者在草成初稿后,要经过若干次修改,再定稿誊清,版本学中通常将这几类稿本,分别称为手稿本、修改稿本、誊清稿本。这当然也是一种理想程序。有的著者可能就在手稿本上进行修改,并直接将修改后的手稿本付印,所以在手稿本与修改稿本的具体区分上,有时也难以划出明晰的界限。即使一部图书曾经有过上述三种稿本形式,也未必都能流传下来。

不过,明确这几类稿本的概念,对判断认识我们所能接触到的稿本,是有意义的。

手稿本的用纸往往比较随便,书写也比较率意;有的装订成册,也有的就是散页。如佚名《国学举要·经学之部》(图一)稿,以毛笔竖写在九页十六开机制纸上,书法行中带草,十分洒脱,文中有较多涂改增删,修改字迹与原文相同,可以判定其为手稿本。而《先君院试文稿记》(图二)等文稿,以正楷书写于“贶予文稿”专用纸上,红色行格,半页九行,行十八字,断句处有圈点,只有个别字句的改动,稿纸且经托裱,当属修改稿本。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印的《顾贶予纪念文集》中可以知道,著者顾贶予生前曾“辑有《文集稿》四卷,惜在解放战争初期于南通县三余北撤途中遗失”,幸存的零稿俱已编入《顾贶予纪念文集》中。而上述稿本也是在此次印刷过程中流散出来的。

翻译稿是值得注意的一种近现代稿本。中国古代虽有翻译活动,但传统版本学因局限于古籍范畴,极少关注翻译稿。然而翻译稿是中外文化交流中不可缺少的一环。笔者所得陈彝寿译《货币论》(图三)稿五十余页,以八开粉连纸,中分为两半页,毛笔竖写;书名下方标明“德国大学教授部德干博士原著,陈彝寿译”,并用括号注出著者德文姓名。文稿书写清楚,改动很少;在大标题“第一编 货币之本质与效用”的天头,注明:“原书第一页起至第九页上半止”;在正文第一次出现“(原注)”处的天头上,注明:“注意!凡原书中之注解,译文中皆用‘原注’两字标明之,而于正文段落后译注之。”由此可以断定这是译者交付出版的改定稿。译稿第一页上另有铅笔标出“26/3/6”,当是交付出版的时间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

另一种近现代新稿本形态是记录稿。以记录稿成书,可以追溯到孔子的《论语》,但历来版本学中没有涉及记录稿这个概念。到了民国年间,公开演讲成为社会活动与学术交流的常用形式,演讲者有时没有讲稿,有时脱离讲稿随意发挥,根据记录稿整理成文也就成为惯例。在条件许可时,记录稿会提交演讲人审定,这样形成的文稿可以视同为演讲人的著作。如《生长定律与产量曲线对于土壤肥力与施肥的关系》一文,全稿二十七页,红界行通用笺纸,以毛笔书写。篇名下方标“利查逊著,朱海帆译”,但文尾“注一”说明“本文系利博士在本所土壤肥料系学术讨论会讲演材料”。按利查逊博士是中央农业实验所英国顾问,抗战期间仍坚持在中国内地工作;朱海帆先生原供职于一九三五年成立的中央棉产改进所,一九三八年随该所进入中央农业实验所,为土壤肥料系研究人员,工作卓然有成;中央农业实验所的后身即江苏省农科院,所以此稿会在南京散出。朱氏在整理时,有改写,有增补,贴有多处浮签;也有删去整段、整页的,且在天头上写明删除的原因。由此不但可以看到利氏讲演的原始面貌,也可以看出朱氏整理的原则和过程。

最有趣的是配图稿本。因为文字作者未必能画,善画者又未必能文,所以图文并茂的稿本存世尤少。笔者偶得无锡袁子勤先生《童年坎坷》(图四)手稿,著者一九一八年生,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学徒,进入商界;一九五六年在上海商干校毕业,分配到新疆乌鲁木齐工作;一九六七年有机会回乡探亲,触动旧情,在当年八月写成此稿,约二万字,并以毛笔在二十四开大小的有光纸上,绘出“崇安寺及附近简图”、“惠山镇图”,及童年生活场景十九幅,装订为一册。袁氏文字平白如话,画笔稚拙,但真切地再现了当年无锡的民情习俗与市井风貌,是相当可贵的地方史料。

稿本的版本价值,首先在于它的唯一性。即使经过多次修改的稿本,每一次的修改稿也都是孤本;未曾刊印过的稿本,其版本价值就更高。其次,稿本在内容上,最接近著者的本意;从著者修改的过程,亦可以见出其思想的变化。第三,稿本是最可靠的校勘对本,可以用来校正印本的各种讹误。最后,稿本保留了著者的手迹,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尤其晚清至民国年间的著者,在书法上都有相当的造诣;有的著者本身就是书法家,而稿本上的书迹往往与其书法作品有不同程度的差别,反映出其书法的另一种面貌。

以往版本学专著中介绍的稿本,都是古代大名家的作品。大名家的稿本自然格外珍贵,只是现在多已收藏于图书馆与博物馆中,今天的读者能接触到原件的机会微乎其微。笔者曾在韦力先生芷兰斋中,得见柯召忞《新元史》手稿,这该是历代正史稿本中惟一现存于世的,自属近现代手稿中的珍品。获得这种藏品的机会,真是可遇不可求了。不过事物都有两方面,不少名家稿本,都已编辑出版,有些且据手迹影印,或制作成电子版,治学者完全可以利用,同样也具有一定的欣赏价值。

所以笔者认为,今天的藏书家、爱书人,不必寄奢望于大名家的稿本,只要是内容有意义、书法尚可观的文稿,尤其是毛笔书写的文稿,都不应错过。一方面,民国年间的许多学者,今人已相当生疏,一时难以判定其学术地位。即如上述《先君院试文稿记》等,笔者在买下时也不了解著者顾贶予是何许人,只从文稿中看出他曾中过秀才,书法亦佳。后来读到《顾贶予纪念文集》,才知道他出身南通书香世家,是民国初年“通州四才子”之一;毕生从事教育工作,抗战期间坚守民族气节;工诗文,善书法。又如翻译《货币论》的陈彝寿先生,查过多种工具书都未见其名,后来通过网络,才查到他是浙江鄞县人,字虎尊,一九零二年生,一九二一年后在法国里昂大学留学,曾任黄埔军校八期、十期德文教官;一九三九年商务印书馆曾出版其《农业政策》,一九六三年台湾国防研究院还出版过他所译菲希特著《道德学体系》。顺便说到,黄埔军校正是从第八期改变了传统的苏式和日式教育,采用德式教育,规定学生必须认学英、德、日三种外语中的一种,所以陈氏该是黄埔军校最早的德文教官之一。

另一方面,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图书的出版远没有近二三十年这样滥,能够著书立说的人,大多是有相当学养根基的。就像《国学举要》这样的命题,著者能够举重若轻,提纲挈领,条分缕析,论国学造诣置诸名家之作中并不示弱。即使查不出著者的姓名身份,此类文稿也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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