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穿着蓝制服、脖子上围着红绸围巾、留着短头发的女子跟着进来了。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是露西？！我立即扑了过去，抓住她的手：“露西！你怎么到这儿来了？真的是你吗？真的是你吗？”
我同时感到露西手上的力量，她竟然将脸贴到我的脸颊上，说不出一句话。我感到脸颊又暖又痒，她的泪水顺着我的衬衫领口流进了我的胸前。当着老黄的面，我不好意思起来，而老黄看到这情状，轻轻退出房间，关上了门。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我把露西推开，仔细端详着她，她还是那么美，只是眼角添上了细细的皱纹。她的眼睫毛上还沾着泪水，脸上却绽出了笑容。
“我是一条狼，我闻着你的踪迹，就找到了你。”她又笑了起来。她两颊的酒窝，还是和十多年前一样。我最开始喜欢她，就是因为她的酒窝。
我们又重逢了。不是在上海，不是在北京，而是在“黄沙碛里本无春”的青海，在“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难道露西也犯了错误，被发配到这儿？还是她自己要求调到青海？也许老天怜悯眷顾我，我刚刚失去了结发妻子美珍，却得到初恋时的偶像，一直把我当小弟弟的革命者露西。
“愚谦！你长大了。”
“我？我在你眼里不一直是小孩子吗？”
“不！你确实是一个大人了。”她靠近我，踮起脚尖，紧紧抱住我，轻轻地亲吻我的前额、眼睛、鼻子和嘴。我感觉到她的亲吻和十多年前不一样，少了些奔放，却多了些信任。我如痴如醉，老天怎么会选这样的时刻和地方来圆我的少年梦呢？过了一会儿，露西望着我：“陪我一天，行吗？”她的神色坚定而严峻，真奇怪。
“行。”我立即奔出去找老黄，让他替我请假，因为我不想看邵华的脸色。
青海的天比内地蓝，太阳的穿透力也强。我牵着露西的手，来到我常一个人散步的一片黄土高坡上。这里没有草，没有树，像人的光头。虽然缺乏花前树下的浪漫，却减少了被人偷看的风险。在山坡的对面，远远地矗立着一座山，藏民常在那儿举行天葬仪式，一些大鸟还在山头上盘旋。太阳直射在斜坡上，暖洋洋的，我脱下身上的皮大衣，铺在地上，我们俩紧挨着坐在上面。
“露西，告诉我，你怎么会到青海来？”
“我恨死了。”她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
“从中学时代起，我们就在一起了。你了解我，我如何离开舒适的家庭生活投身革命，你是我与叛徒面对面斗争的唯一见证人。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这不是我的过错。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党的政策一直如此。1949年后，我立即到了北京，和他人一样过着简单朴实的生活，我自认为自己是同工农子弟一样的革命者。可是反右运动以来，我的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一直被人作为把柄，起先我被人说成是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同情者，后来又说我是反革命。”
“你都说了什么？”
“没有。你也知道，我不善于当众说话。那些积极分子说我因为同情他们，所以才不起来揭发他们。”
“后来呢，你也被打成了右派？”
“嗯。”
我大笑起来，真是荒唐，一个抛弃自己富裕家庭、经历了国民党牢狱之苦的革命者，就因为同情“右派”，自己也被打成右派，我找不到话来安慰她。搂住她的肩，我说：“这下我们成了同志了。以前你把我当小孩，搞地下革命根本不带着我。现在我们同时成了革命的对立面，殊途同归，这是你的大不幸，还是我的大幸？”我不知道，这样的黑色幽默会不会让露西更难过。“同病相怜，我们一起上中学，一起上教堂，一起受洗，又一起上大学。唯一不同的是，你入了党，我是普通群众。你还是党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