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多的朋友小裴居然在三天之内又找到了一份在香港餐馆洗碗的工作给我。我真有点惊讶了：他又找人教训郑杰，又照顾我和小多的工作，真的只是一个跟我们一样的留学生吗？
小多吸着烟敲我的脑壳：“就你问题多！这么好奇，去当侦探吧。”
我抓住她的手：“你吸烟越来越多，干什么啊？你从哪里弄这么多的中国烟来？”
“我告诉你，你可不要往外说。”
“嗯，我不说。”
“小裴是做这个生意的啊。有人从巴黎把烟运到里昂来，他往下卖给不喜欢洋烟的中国人。”
“这不是倒卖苹果，”我说，“这是违法的。”
“所以请你不要告诉别人。”
我不能批评这个神通广大的小裴，我甚至连和他划清界限的骄傲都没有。因为他，我一去这个香港餐厅就颇受优待，洗了两天的碗，老板发现我的法语说得蛮清楚，就让我去前面当跑堂。八月的一个周末，小裴带着小多来我们店里吃饭，见我可以一只手托着三个盘子健步如飞，还对我竖起了大拇指。
我们是这样一种类型的留学生。
当然留学生不可能都是这样。
总是订八号桌的男孩儿每个星期都会约不同的洋妞。他的紫色跑车停在外面，他穿logo很不明显的大名牌的T恤衫，他点菜的时候只说法语，我都要以为他是个法国人了，可是他教带来的女孩子字正腔圆的汉语。
老板的女儿在日内瓦学医，每个周末客人多的时候她也会开着自己的小车子赶回店里帮忙。她跟我们一样在前面当跑堂，但是毕竟身份不同，她不太与我们说话。有一天我从酒窖里面搬红酒出来，听见她对着电话用法语说：“你不要再说了，这个孩子我自己也会生下来。”
当然，也有年轻的中国女子来店里吃饭。她们身边可能有各色外国人，她们点昂贵的酒和食物，她们有的自在，有的颓废，有的有些洋洋自得，还有的比洋人还洋人。
我在那里耽搁了余下的整个夏天。到了八月底，老板给我结算了暑期的薪水，我共得二千四百欧元。
中国仍没有汇款来，我下学期的学费仍然毫无着落。
我不能再打电话去催促我的母亲了，于是盘算着要准备怎样的说辞给学校，请他们允许我可以先上课，稍后交费。
我为这件事情发起愁来，会整夜失眠。我在炎热的夜里独自一个人睁着眼睛发呆，汗流浃背。
院子里不知道何时停留了几只流浪的野猫，那个妓女回来得再晚也会学着它们的叫声逗弄两下。她们的声音钻到我的脑袋里来，我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中思考一个问题：这个愉快的妓女会赚多少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