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国以后之“十里洋场” 3

终于,这次远航的航船鸣笛了,徐志摩登上轮渡,到了日本,见了好友陈西滢和凌叔华,一番叙旧之后又踏上航程,到了美国。在美国,徐志摩四处游历,长了不少见识。他把这些经历都写在了给陆小曼的信里,虽然不能同行,他依然希望把这些新鲜的空气透一些给那个沉迷在昏聩中的妻子,以期她的振作。离开美国前,他还去了哥伦比亚大学——自己昔日留学的地方看了看,在那里写信给当年泰戈尔访华时结识的朋友恩厚之,约定在英国见面。

英国啊英国,我又来了。站在剑桥大学康河的边上,徐志摩心潮澎湃。六年前,他作别这里的时候,还是一个满富激情和理想的青年,如果不是心怀佳人,追寻爱情而去,也许他是断然不舍得离开这里的。如今,又回到了这诗的故乡,灵魂的家园,一切物是人非,想想自己在国内的处境,一片辛酸。离开剑桥的时候,他写下了那首他此生最为出名的一首诗《再别康桥》,这首诗文字优美,布局精巧,一向被看做新月派的代表作。可是很少有人了解这首诗的内蕴,那作别的不是康桥,而是年轻时候的豪情。这首看似清丽淡雅的小诗背后珍藏的是徐志摩的眼泪,也是人类共同的青春之殇。

在英国,徐志摩如愿会见了恩厚之,参观了按照泰戈尔的乡村建设计划设计的庄园,并表示回国后也要在中国实施这一计划。恩厚之听后非常高兴,让徐志摩开出一个预算来,自己先支付一笔款子。徐志摩果然开出了一个小组的名单,收到了恩厚之支付的预付款。但是,我们知道诗人徐志摩后来并没有去执行这个计划。大约有两方面的原因,当时国内环境不好,战乱频繁,没有基础去完成这样一个纯正而浪漫的事业;二是徐志摩在回国后只活了三年的时间,这三年他过得焦头烂额,自顾不暇,哪还有工夫做这件事,至于恩厚之这次和其后又支付给他的钱,他多半用来救自己的急了。当诗人臣服于生活的真相的时候,世界是没有诗意的。

在英国和法国,他还见到了自己昔日的恩师狄更生和曾经思想的引路人罗素。这时的徐志摩在国内已经是鼎鼎有名的诗人,按说,他并没有给先生们丢脸,反而是带着成绩回来的。但是,他的内心有多少苦闷,只有诗人冷暖自知了。

离开欧洲,他赶赴印度,和泰戈尔见面。这也是他这次出游的最后一程。这次游历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出国。他会见了几乎所有青年时代的灵魂导师,这仿佛是一次有预谋的告别,和自己精神之父的诀别。

回国的航船又驶向了上海。每次到海外去都是从这里登船,每次回国的船舶也都是在这里靠岸。这儿好像已经取代硖石,成了他“家”的代名词。然而,飘洋回来的他,对这座城市依然没有好感。那个入不敷出的家给他背上了太多的经济负担,而这经济负担又转化成了一种巨大的精神负担。他不愿意面对这样的自己,可是他必须做一个对家庭有担当的男人。为了赚取更多的银元供小曼开销,他又接下了南京中央大学英文系的聘书,同时还为中华书局编选文学丛书。这个时候,他几方面的收入实际上已经超过千元,这在当时已经很高了,但是依然不够小曼的花费。徐志摩每天都在为了钱发愁。他是一出生就衔着金钥匙的人,徐家是地方上的首富,开着好几家工厂,他是标准的“富二代”,前面几十年从来没有为这黄白之物犯过难,没想到,年过三十,却疲于奔命。他任教的几个学校,光华大学在上海、东吴大学在苏州、中央大学在南京,虽然都属江浙一线,但毕竟不在同一个城市,他之所以到处兼课,无非不是为了多赚银两,以供陆小曼的芙蓉税。老父那里虽有余钱,然而由于战乱,已大不如以前,何况结婚时已经说过不再向家中伸手,自己堂堂七尺之躯,焉有而立之年依然要靠老父的。徐志摩在这几年间绞尽脑汁,曾经倒腾过玉器,做过房产“中介”,甚至还“黑”掉了前文所提的恩厚之给予的执行乡村计划的一笔钱,为了填补陆小曼开下的一笔又一笔账单,徐志摩在钱的问题上成了一个有奶就是娘的市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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