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这次远航的航船鸣笛了，徐志摩登上轮渡，到了日本，见了好友陈西滢和凌叔华，一番叙旧之后又踏上航程，到了美国。在美国，徐志摩四处游历，长了不少见识。他把这些经历都写在了给陆小曼的信里，虽然不能同行，他依然希望把这些新鲜的空气透一些给那个沉迷在昏聩中的妻子，以期她的振作。离开美国前，他还去了哥伦比亚大学——自己昔日留学的地方看了看，在那里写信给当年泰戈尔访华时结识的朋友恩厚之，约定在英国见面。
英国啊英国，我又来了。站在剑桥大学康河的边上，徐志摩心潮澎湃。六年前，他作别这里的时候，还是一个满富激情和理想的青年，如果不是心怀佳人，追寻爱情而去，也许他是断然不舍得离开这里的。如今，又回到了这诗的故乡，灵魂的家园，一切物是人非，想想自己在国内的处境，一片辛酸。离开剑桥的时候，他写下了那首他此生最为出名的一首诗《再别康桥》，这首诗文字优美，布局精巧，一向被看做新月派的代表作。可是很少有人了解这首诗的内蕴，那作别的不是康桥，而是年轻时候的豪情。这首看似清丽淡雅的小诗背后珍藏的是徐志摩的眼泪，也是人类共同的青春之殇。
在英国，徐志摩如愿会见了恩厚之，参观了按照泰戈尔的乡村建设计划设计的庄园，并表示回国后也要在中国实施这一计划。恩厚之听后非常高兴，让徐志摩开出一个预算来，自己先支付一笔款子。徐志摩果然开出了一个小组的名单，收到了恩厚之支付的预付款。但是，我们知道诗人徐志摩后来并没有去执行这个计划。大约有两方面的原因，当时国内环境不好，战乱频繁，没有基础去完成这样一个纯正而浪漫的事业；二是徐志摩在回国后只活了三年的时间，这三年他过得焦头烂额，自顾不暇，哪还有工夫做这件事，至于恩厚之这次和其后又支付给他的钱，他多半用来救自己的急了。当诗人臣服于生活的真相的时候，世界是没有诗意的。
在英国和法国，他还见到了自己昔日的恩师狄更生和曾经思想的引路人罗素。这时的徐志摩在国内已经是鼎鼎有名的诗人，按说，他并没有给先生们丢脸，反而是带着成绩回来的。但是，他的内心有多少苦闷，只有诗人冷暖自知了。
离开欧洲，他赶赴印度，和泰戈尔见面。这也是他这次出游的最后一程。这次游历也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出国。他会见了几乎所有青年时代的灵魂导师，这仿佛是一次有预谋的告别，和自己精神之父的诀别。
回国的航船又驶向了上海。每次到海外去都是从这里登船，每次回国的船舶也都是在这里靠岸。这儿好像已经取代硖石，成了他“家”的代名词。然而，飘洋回来的他，对这座城市依然没有好感。那个入不敷出的家给他背上了太多的经济负担，而这经济负担又转化成了一种巨大的精神负担。他不愿意面对这样的自己，可是他必须做一个对家庭有担当的男人。为了赚取更多的银元供小曼开销，他又接下了南京中央大学英文系的聘书，同时还为中华书局编选文学丛书。这个时候，他几方面的收入实际上已经超过千元，这在当时已经很高了，但是依然不够小曼的花费。徐志摩每天都在为了钱发愁。他是一出生就衔着金钥匙的人，徐家是地方上的首富，开着好几家工厂，他是标准的“富二代”，前面几十年从来没有为这黄白之物犯过难，没想到，年过三十，却疲于奔命。他任教的几个学校，光华大学在上海、东吴大学在苏州、中央大学在南京，虽然都属江浙一线，但毕竟不在同一个城市，他之所以到处兼课，无非不是为了多赚银两，以供陆小曼的芙蓉税。老父那里虽有余钱，然而由于战乱，已大不如以前，何况结婚时已经说过不再向家中伸手，自己堂堂七尺之躯，焉有而立之年依然要靠老父的。徐志摩在这几年间绞尽脑汁，曾经倒腾过玉器，做过房产“中介”,甚至还“黑”掉了前文所提的恩厚之给予的执行乡村计划的一笔钱，为了填补陆小曼开下的一笔又一笔账单，徐志摩在钱的问题上成了一个有奶就是娘的市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