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及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2)

他们一到武汉,就冒着酷暑来到了“群众运动”中——到街上去看大字报。他们还在武汉空军政委刘丰的带领下来到了武汉大学。在群众中,他们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和当地的造反派交谈起来。殊不知这为后来发生“七二○”事件,埋下了很重要的伏笔。关于王力和谢富治到武汉的情况,当事人之一的王力是这样回忆的:

7月13日晚,总理打电话给谢富治,要他到武汉接受紧急任务。谢富治提出,王力、余立金和带去的红卫兵一起去,总理同意了。我因为主席分配的在西南的任务没有完成,想不去,打一个电话问关锋,询问为什么改变计划?是什么紧急任务?能不能不去?关锋说,任务在电话里不能讲,你去就是了。14日中午,我们到武汉,李作鹏用吉普车去机场接的。当时总理已在我们之前赶到武汉了。随后总理在东湖宾馆找谢富治、王力、李作鹏、余立金开会,传达主席在北京主持的中央会议精神。主席一定要到武汉,大家劝他不要来,他偏要来。名义上还要游泳,实际上是想亲自就地解决武汉问题。总理说他在会上提出谢富治(兼任公安部部长)要来武汉,任务是保卫毛主席。主席同意,还说武汉部队是谢富治指挥过的部队。总理说,主席的记忆力真好,我还记不清部队的历史,要秘书查一下,果然过去都是谢富治指挥的部下。总理去武汉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他忠心耿耿。那时如果主席真出了问题,可是不得了的。总理连夜打电话,并先赶到武汉布置,把宾馆的人都换了。原来宾馆的工作人员主要是百万雄师的,现在换成了另一派。同时不让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负责主席安全而是让武汉空军负责。我认为这样的做法不妥当,但这些都是在北京由中央定的方针。我过去没有研究过武汉问题,这次总理交给我的任务也是保卫毛主席,不是叫我去解决武汉问题。主席当天晚上到达武汉。当天谢富治就闯了祸,他非要到街上去看大字报,我们与重庆来的人一起去了(没有武汉军区的人做向导,更没有刘丰。因为刘丰是总理指定的保卫毛主席的负责人,陪总理去接主席了),结果我们被人发现了。本来我们没有任何任务解决任何问题。当我们被发现后,满街敲锣打鼓放鞭炮,两派写了标语欢迎我们。我们马上报告总理,问怎么办?总理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怀疑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电灯亮了?这正好说是谢富治、王力、余立金三人到了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以便掩护主席。这是被迫造成的,总理临机处理了这个问题。这个决定由总理正式通知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总理不让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到车站去接主席,而是自己亲自去接。14日晚,陪主席一起来武汉的有杨成武、郑维山、汪东兴。

要是依了毛泽东本人,他到武汉的当天就要游长江。人们出于对他的安全考虑,先去试水。杨成武自然是要去的。

他们来到江边,有几个战士先下了水。

突然,有人喊了一声:“这不是杨代总长吗?”

“对,就是杨成武!”

不好!有人认出了他。

他赶忙说:“不是,我不是杨成武。你们认错人了。”他知道,一旦暴露了身份,很可能会引起人们的猜测。

“就是,就是,我们在电影上见过你。”

不管杨成武怎么解释,人们还是认定他是杨成武。那些日子,全国都在放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电影,杨成武在上面出现过多次。

这就不好办了,要是一旦走露了消息,可不是一般的问题,他们一行人赶忙打道回府,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明确说:“我们为陈再道保驾!”

“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似乎也不像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而且有的地方大大出乎他的预料。如果说他在北京接见红卫兵的时候,就预料到会发生全面“内战”的话,他也许就不会那么做了。

按照毛泽东当时的想法,各个造反派组织应该实行大联合,不应该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他要周恩来做“大联合”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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