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2时的突然任命
电报大楼的时钟，响亮地敲过了12下，已是1968年的3月23日。
此刻，位于北京王府井南口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大楼里，第六层会议室灯火通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和北京卫戍区的主要领导及报社的负责人，正在讨论一篇即将见报的、号召各派群众组织联合起来的社论。
这里的气氛，显然不像外面红卫兵小将开会时那样热烈，那样激奋。可能是由于连续工作造成的疲劳，与会者不停地吸烟，扯几句与社论无关的话题。
忽然，会议室的黑色电话铃响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站起来接电话。电话是公安部部长、北京卫戍区政委谢富治从人民大会堂打来的。
“傅司令员，请通知北京卫戍区团以上干部，凌晨1点钟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全体同志要接见我们。”
傅崇碧答应着，心想，为什么要在这样的时间接见团以上干部呢?旋即又想通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经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总理、中央文革小组也经常是工作到凌晨，这会儿接见，又有什么奇怪的?
他马上让秘书通知司令部值班室，并且关照一位副司令，立即赶到大会堂，做接见的安排。
随后，他拿起电话，通知了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主任郑维山，又向开会的同志请了假，而后驱车直奔人民大会堂。
夜里1点多钟，是北京最宁静的时候。十里长街，华灯闪亮，路边偶尔能见到一两个行人，西北风吹得撕落的大字报沿街飞舞。不知什么单位的广播喇叭，还在哇哇作响，断断续续地传来：“……与人民对抗……血战到底……决不收兵……”司令员靠在座位上，长舒了一口气，把眼前的情景和一年前的情景做了对比。那时候，几十万、上百万的红卫兵，挤在北京街头，乱哄哄的令人烦躁，现在毕竟安静多了。作为卫戍司令的他，希望这座大都市宁静，而不是混乱。
走进人民大会堂，见卫戍区的干部已经齐刷刷地坐在那里。几位当时军队总部的负责人，站在队伍前面，小声说着什么。傅崇碧一问，才知道林彪正和“中央文革”成员开会。
他问一位副司令：“他们(指团以上干部)吃饭没有?”
“现在，”副司令看着手表，“吃什么时候的饭?”
傅崇碧知道，等待接见，时间是没有准的，有时要两三个小时。他转身去找人。
正好，汪东兴从对面走过来。“汪主任，这会儿他们都饿了，你能不能给搞点吃的?”
汪东兴看看表，说：“可以拿些点心来吃。”
不一会儿，服务员抬来了四箱点心。傅崇碧笑着对干部们说：“快来吃，不吃白不吃哟!”
他和李天佑、王新亭副总长以及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等人聊起天来。傅崇碧对刚来的温玉成说：“有总部的人参加接见，你把他们安排在前面，争取让所有的同志都能看得清。”
温玉成说：“行，今天人不多，好办。”
正说着，郑维山从小会议厅走出来。他的脸色很不好，像是同谁吵过架。
“刚才，我到小会议室去，他们……”
“怎么了?”傅崇碧问。
“林副主席问我：‘谁叫你来的?’”
傅崇碧想象得出，他当时一定很窘。忙问：“他发火了?”
“嗯。”
“看来我不该通知你来，可你是首都工作组的，应该来的。”
郑维山摇摇头。
这时，叶群来了。她本来就有些发胖，今晚显得更加臃肿。她把傅崇碧叫到一边，问：“谁让你通知郑维山来这里的?”
“没有谁叫我通知。谢富治说林副主席、总理、中央文革全体同志要接见卫戍区团以上的干部，我想，这件事情应该告诉首都工作组的人。”
“没叫你通知，你就别通知。”叶群气呼呼的。
“叶群同志，我通知他来，有什么错吗?”
叶群不回答，转身走了。
这时，傅司令员已经感到这里的气氛不对头。接见这里的团以上干部，为什么不能让北京军区的副司令员来?更不要说他是首都工作组的领导成员了。即使是不应该来，也不值得为这事情发脾气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