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情人·朋友(四)

再寻钱锺书的清华踪迹

1933年8月杨绛至清华,住静斋。

杨绛就读研究院,再行钱锺书的清华历程。

2001年杨绛在《我爱清华图书馆》里温情回忆:

我做研究生时,一人住一间房,读书何必到阅览室去呢?想一想,记起来了。清华的阅览室四壁都是工具书:各国的大字典、辞典、人物志、地方志等等,要什么有什么,可以自由翻阅;如要解决什么问题,查看什么典故,非常方便。这也可见当时的学风好,很名贵的工具书任人翻看,并没人私下带走。

有人问我钱锺书在清华图书馆读书学习的情况。我却是不知道。因为我做借读生时,从未在图书馆看见他。我做研究生时,他不在清华。我们同返清华,他就借调到城里去工作,每周末回清华,我经常为他借书还书——大叠的书。说不定偶尔也曾同到图书馆。“三校合并”后,我们曾一同出入新北大(即旧燕京)图书馆。那个图书馆的编目特好,有双套编目:一套作品编目,一套作者编目。查编目往往会有意外收获。可是我们不准入书库。我曾把读书比作“串门儿”,借书看,只是要求到某某家去“串门儿”,而站在图书馆书库的书架前任意翻阅,就好比家家户户都可任意出入,这是唯有身经者才知道的乐趣。我敢肯定,钱锺书最爱的也是清华图书馆。

杨绛大学时读政治系,“误入歧途”的她专读自己喜欢的书,每天自学。她研习古文都是自习,两门外语也都自学而成。刚进清华,梁宗岱先生教授法语,第一堂课就是听写。

听写完毕,梁先生问杨绛:“杨季康,你的法语怎么学的?”

杨绛说:“我自己学的。”

梁先生说:“好!我也是自学。”

她这才明白,叫自己站起来,不是因为听写不好,而是因为“我最好呀!”。自学的习惯与能力首先得益于家庭的教育理念,在杨绛天真得意的恍然醒悟里,有对其深爱着的父母亲之深深感激。无独有偶,较强的自学能力,是这一时代多数学人共同的突出的禀赋,自学成才者不乏大家,“宾四先生”钱穆即是一例。能自学,又有机会接受系统、完整的学堂教育,想必更是有福的。

善于把握机会的杨绛系统学习了一些课程。清华大学研究院按照大学各系分别设立研究所,外国语文学部成立于1929年秋,教师与办事人员均由外国语文系原有人员兼任,系主任王文显兼任部长。当时的指导教授中有不少知名学者,如王文显、吴宓、叶公超、陈福田,外籍教师有毕莲女士(A. M. Bille)、温德(R. Winter)、翟孟生(Robert D. Jamson)等。清华研究院又鼓励学生跨系选修。杨绛选读过王文显的莎士比亚研读。到清华研究院的第二学期,曾拜温德先生为导师,修其法国文学专题。她还选修了中文系由朱自清教授主讲的“散文习作”。梁宗岱的法国文学课第二学期读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激发了杨绛对法国文学的兴趣,自己去找了不少法国文学作品来读。

水木清华,实乃灵秀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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