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病中，经常得到好友陈光甫先生和杨廷栋（翼之）先生的资助。他们并不住在无锡，可是常来看望。父亲病中见了他们便高兴谈笑，他们去后往往病又加重。我虽是孩子，经常听到父母谈到他们，也觉得对他们感激。
可惜世事变迁、时局纷扰，杨绛后来一直未能联系到他们的后人。直到1992年，杨绛方得到杨翼之先生外孙女的信，欣知鸿雁已将感激送到。
若父亲再无力持家，杨家儿女只能为生计所迫，辍学做工。父亲这个“要紧人”险遭不测的日日夜夜里，以杨绛的聪明早慧，肯定已对自己可能有的未来作了种种猜测和筹划。后来父亲化险为夷，这段经历却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心灵烙印，刻骨铭心！
不改知识分子秉性
1920年以后，杨荫杭身体渐渐复原，在上海申报馆当副主编的同时，重操律师旧业。他当律师每一张状子都自己动笔，悉心策划，为不少人求取公道，化解许多诉讼纠葛。
“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不论当官或做律师，杨荫杭的原则一如既往，有些事不管报酬多高，决不受理；有些事情他却自告奋勇为当事人义务辩护。杨荫杭不改知识分子秉性，身上延续着早期革命党人的血性和正气，名重天下。可他连自己的权益也不会保障。
假如他精明些，贪狠些，至少能减少三分之二的消耗，增添三分之一的收入。但是他只作总结，并无悔改之意。他只管偷工夫钻研自己喜爱的学问。
他将知识分子的勇气与自律统一起来，给予女儿们成长必需的精神期许，引渡他们超越生活之苦、世道之艰难。为父之心无二意，凡事有定见，相信劫难必将过去。
我们不论有多少劳瘁辛苦，一回家都会从说笑中消散。
在杨绛的家庭里，成长的时时刻刻，一切劳瘁辛苦皆从家人的谈笑间散去，从父母的言行里升华。她由此慢慢思考、领悟，渐渐学会担当，接纳时代转型期的风雨变幻。她逐渐把个人命运与民族命运交织起来思考，启发人们重新评价生活，并反思人的所作所为，寻找历史的欢腾与静默背后永恒的真义。
定居苏州开律师事务所
杨荫杭渐渐“嫌上海社会太复杂”，决计定居苏州开律师事务所。
杨家1923年迁居苏州，租居潘氏宅。杨荫杭反对置买家产，不仅是图省事，他还有一套原则：对本人来说，经营家产耗费精力，甚至把自己降为家产的奴隶；对子女来说，家产是个大害。他常说某家少爷假如没有家产，可以有所作为，现成可“吃家当”，使他成了废物，不图上进。所以杨荫杭明明白白地讲过：“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
我现在常想：靠了家产不图上进的大少爷即使还有，也不多了，可是捧着铁饭碗吃大锅饭而不求上进的却又那么多；“吃家当”是不行了，可是吃国家的财产却有多种方式。我父亲知道了又将如何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