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建造的多数图书馆都以储存印本书为主要目的，通常都为图书的增加预留了空间。雷顿发现，托比亚克的设施到2030 年就要装满了，也许时间还要早得多。他见到的设计方案“太对称、太透明”，将来若要适应发展需要，改建的可能性也很小。存放书籍的书架长度400 公里，约合248 英里，再增加就不可能了。他认为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把中央的空洞填满”，也就是现在花园的位置，“但是我怀疑，现在的巨井不是为将537来的扩张而设备的”。雷顿还认为十一个阅览室的位置距离图书太远，而且，把图书分散在四幢塔楼的六十个“不连续的层面”里，将使图书及时运送到读者手中特别费力，不得不大量依靠技术设备。“现在各地图书馆由于自动升降输送机、联络电话以及真空管道系统运转不如预期而弃置不用，这种现象实在太普遍了。原因还有很多，有人说维护这套系统太贵，有人说噪音太大，有人说损害了书籍，有人说靠不住，或者由于图书馆机能转变而使系统陈旧过时了。”雷顿写的这些话发表在新图书馆向读者开放的七年以前，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预见。但是他仍旧满怀希望地表示：“如果有足够的钱、足够的人员、足够的空间和耐心，这个方案是能够实现的。然而要使这个建筑运转良好，所需的条件实在太多，因此似乎可以肯定，它注定难以良好运转。”
雷顿的评论并不限于图书储存的科学以及阅览室的布局，他还考虑到，这个设计要求来访者步行爬上一大段木台阶，下楼时却必须靠电梯回到主要门口。几年后，我和他在电话中作了几次长谈，他还把英语版的评估报告寄给了我。他告诉我：“我提出的问题都是直言不讳的。把玻璃高楼作为民族遗产的标志。这个想法很有趣，但是我在文章中说过，图书将
受到烘烤。法国国家藏书的很大一部分都放在这几个高楼里，他们想把这些书完全曝露在外面。”
雷顿声明，他不是建筑师，不设计图书馆，只是对设计提出评论，但是他很清楚应当抓住首要问题。
“书籍是供人阅读的，电脑是供人作研究的。我完全不干预图书采购的工作，但是我坚持认为，一部大型的收藏，不论其内容如何，总会按一定的速度不断增加。我看不见有任何因素在短538期内将制止印刷材料的增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对于保存材料的各种问题感兴趣，我对于保持图书馆各项机能的合理关系也感兴趣。”
雷顿认为，人们对于图书馆作用的看法与态度总是在周而复始地转变。
“最近四十到五十年间，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很流行，主张发挥既定空间的作用。我觉得现在一代人的兴趣已经转移了，他们的设计总是在讲故事，这种讲故事的观念与超越技术的逻辑有关系。”
讲故事的手法在佩罗的设计中表现得清楚：
四个装满民族文化遗产的玻璃高塔围绕着挪威松树的花园，松树是从卢昂完整移植过来的。雷顿说：
“我对这个设计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建筑师以艺术的方法讲了故事，但是它必须讲究效率和作用。”
佩罗的设计使他最感到不安的地方，是“如此大量的人类精力花费”
将用于建造一所图书馆，然而却“很少考虑到书的特性、人的特性，以及使用和储存信息的特性”。
雷顿是两版《研究型学术图书馆建筑规划》一书的作者；这本书由哈佛大学学院图书馆前馆长、已故的麦特卡夫（Keyes D. Metcalf）所首创，由雷顿完成了标准文本，由美国图书馆协会发行出版。因为雷顿具备不容置疑的地位，法国有关当局不能对他的批评置之不理。他们继续请雷顿担任顾问，他说：
“他们请我去法国过了一星期，给我一张书桌和一台电脑。那时方案已经在执行了。我提了一些建议，有些建议被采纳了。他们要求我保守秘密。我感到他们聘用我，是希望我不要再写批评那所图书馆539的文章，然而我的正式报告，他们已经有选择地出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