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母亲从监护室的气压床挪到普通病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她根本不会借力，稍一挪动就可能伤着她的筋骨。况且，昏迷中的母亲根本不会表达她的疼痛。这次多亏了一位又高又壮的铁塔似的护士帮忙，将母亲成功平移。
记得刚来医院就诊那天，先是我抱着母亲下了四楼——哪里是抱啊，母亲的身体被我窝巴成一团，全部重量都在向下出溜，几个人费了好大劲才把她勉强塞进汽车后座。那时母亲的神志已完全模糊。在我抱她下楼的过程中，我和母亲的脸挨得很近，我分明看到母亲眼角流出了晶莹的泪，但面无表情。
我顿时一阵悲伤，母亲一定意识到，她是再也回不了这个家了。
在医院又经历了数次大挪移。从担架车挪到病床，又从病床挪到平推车，挪到CT台上，一次次地调整位置，照完CT，再搬回平推车，挪回病床。
这次，是活着的母亲最后一次挪动了。
四天以后，母亲死在这张床上。
“铁塔”护士最初的力气和热情劲儿着实令人感动，我和姐姐连连道谢。可没过几天，“铁塔”护士出言便很不中听了。在她当班时，我们请她为母亲测量体温，或是报告她是否该及时加药了，“铁塔”开始变得很不耐烦，经常听她有意无意地甩出一句：“你们家属不都已经放弃治疗了吗？”或者：“其实再加药也没什么用，反正你们拿来（药）我就给你打。”……让人别扭。
倒是最先向我们交代实情的罗大夫，对日渐衰微的母亲依然每天认真查看，还主动提醒我们：即使老人快不行了，也要经常给她翻翻身，别长了褥疮，老人受罪（用湿棉签沾嘴唇的细节也多亏了罗大夫的提醒）。这种时候——特别在这种时候，医生一点一滴的人性关怀，都会让我们有说不出的温暖。
我知道，医生写在病历上的近乎冷漠的措辞，无非是怕万不得已的时候，家属翻脸不认账，事先分清责任，这对医院和医生都至关重要。我还知道，“铁塔”护士见惯了生死别离，可谓阅人多矣，她是有一说一，口无遮拦。但此时此刻的直言不讳，是有悖于医学人道主义精神的。在医生面前，病人永远是弱势，病人家属于是也就只有处处卑微、时时小心——这不反常吗？！
母亲与十几个来来往往的急诊病人同住一室，这使得我们陪护的家属不得不表现得谨小慎微，生怕母亲哪口气捯不上来，恰被这拨儿病人赶上，给人家心里添堵。晚间的观察室是不熄灯的，送来的急症病人大都输完液就走。他们中，有受伤的工地民工，半夜突然摔倒的老人，跟丈夫怄气喝农药自杀的糊涂村妇，歌厅里为了女人被人花了的内蒙歌手……形形色色。偶尔被巡逻的警车送来一个“路倒”，摔得一身泥水，喝得不省人事。警察从他口袋里掏出钱给他取药，他当时哭得一塌糊涂，对我公安民警感激涕零。一早醒来，却骂骂咧咧——“谁他妈给我送这儿来了？不就喝点酒吗，花了老子三百多块——谁？”
不管他们正在经历着怎样的飞来横祸，他们都只是这间急诊病房里来来往往的过客。他们在此稍作休整，擦干身上的血迹，填充好弹药粮草，便又奔赴火热的生活第一线去了。而静静躺在角落里的母亲，将永远无法走出这间病房。
母亲正在昏迷、沉睡，补足她一生的睡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