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原来虽然也瘦，但并不是现在的猴相，像个汉奸刁德一；他瘦得精干而灵醒，演过样板戏里的英雄郭建光。他初三就搞恋爱，那女孩同班，演女兵甲，后来去部队当了文艺兵，今年他还在黑白电视里见过她唱歌。但那女孩当年去部队不久就没再理他了，因为他家发生了变故。他父亲是一个国营厂的厂长，与厂里的女会计相好，跟他母亲离婚，娶了女会计，他母亲也改了嫁。他在父亲这边，女会计后妈给他白眼，他去母亲那边，后爸瞪着牛眼看他。他恨不得要杀人，但终于没杀。他在学校里变成了差生，在社会上变成了坏孩子。他参加“文革”不是为了革命，是为了打砸抢。有一年，那女孩回江城探亲，去他家找他，女会计说，你要找他就换了军装去探监吧。当时他因为聚众斗殴被关在江城郊区的看守所。从那以后，他就跟整个社会斗争，看不让看的黄书，唱不让唱的黄歌，说反动话，穿喇叭裤，留长发，喝酒打架，把厂里的电缆弄出去卖钱，在公交车上撞大姑娘的奶子……下放后，他老是回不了城。他私自回城后生活无着，就跟现在的老婆结了婚，因为老丈人愿意把积攒二十几年的630块钱拿出来，让他在江正街谋点小买卖……
顺哥听着，觉得老刁的命跟自己的并不一样，倒像是苦尽甘来的好命。可老刁唤了一声大顺兄弟，举起酒瓶咕隆一口，问：你知道我的老婆是个什么人吗？
顺哥看着老刁，等他说出来。
老刁嘿嘿一笑：她是一个聋子！
场面顿然堕入死一般的寂静……
什么时候，一个声音伴着一阵脚步传来：其实，我和刁小三才是更加严重的残疾者。桌边的三人扭头看去，二姐已站在面前，便不约而同地邀二姐入座。二姐也不拒绝，走到空位上坐下。老刁赶紧给二姐咬酒瓶盖，一边应和二姐刚才的话：可能我们跟江正街的所有小老板一样，从来都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贱货，连残疾人都不如，是一群苍蝇，现在有了江正街这个资本主义茅坑，才一起聚到这里来。二姐却笑，摆手说：这样讲也不对，苍蝇跟残疾人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老刁把酒瓶递给二姐，又说：不是苍蝇就是江城麻将中的赖子，社会主义的赖子，过去需要反面典型，我们随时顶上，现在试验商品经济，别人都有岗位，我们又有了找口饭吃的机会。社会主义少不了我们这些赖子，我们也得赖在社会主义身上。二姐拿着酒瓶微笑，听老刁说完，表情忽然凝重，声音低沉地讲道：在非常年代，之所以心灵和人格比身体更为残疾，是因为社会机制和价值观已经残疾不堪。好在我们厌恶死亡，我们还不至于确定有比死亡更令我们厌恶的东西，我们得努力活着——而且，我们这个被论证被习惯被认为无比健康的社会，开始在真实的残疾中发生积极变异，对于我们这些被排斥在大众之外的各类残疾人来说，正好得以在变异之际，相对便利和自由地获取生存与发展的先机——这是人类固有的原发的自然之光。不要菲薄江正街，江正街是对社会残疾的一种批判！顺哥和老刁或许并没有听懂二姐所说的全部含意，却为二姐富有含意的书面式表述激动不已，一起拿起酒瓶给二姐敬酒。半文为二姐的话震荡，想起他和虹的“经济学可以批判和矫正政治”，忽然发现有力的批判原来是这样简明而现实！然而，二姐饮了一口酒，又说：真正深刻的批判是绝大多数的健全人居然还不能像我们这样自由生存与发展。
后来，顺哥喝得酩酊大醉，抓着二姐的手，不停地号着秋收啊秋收。
二姐不明其意，也不挣脱自己的手，只是吩咐老刁和半文上去帮忙，把顺哥送回秋收胸罩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