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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哥的“地下”缝纫活又回到了正常：揽活的揽活，裁缝的裁缝，收鸡蛋的收鸡蛋，但凡主动上门送活的都去屋山头敲窗户。顺哥把秋收、叶春梅和妈爹召集到南拖宅开会，做出两项决定：一、调整加工费收取方式，各类衣物在原价基础上必须有最低的现金支付——胸兜每件6毛、胸罩每件1块（卖成品每件3块）、褂子每件1块2、裤子每件1块、棉袄每件2块2、棉裤每件2块……其余的钱可用鸡蛋充抵（但大米和灰面不再收了），如不用鸡蛋充抵则优惠全价的5%。二、调整跑腿费，取消2毛、3毛的提成办法，一律按揽活业务的总额计提20%；同时对揽活区域进行分配，秋收负责五星区街上和自家所在的村子，五星区其他所有生产队为叶春梅的阵地，如果两个区域内有自动上门的业务，分别记入各人的名下，按10%计提前期“耕种”费。对于第一项决定，大家都说好，省得收了太多鸡蛋还要再去搞资本主义的贩卖。第二项决定妈爹是同意的，但秋收和叶春梅难以接受，说这样计算把我们都算成了外人，而且跑腿费提得也太多。秋收冲顺哥嘟哝：我是你什么人？顺哥先对叶春梅讲公理：亲兄弟明算账，兄弟才做得长久。再回应秋收：你是我的人，跑腿费是你的零花钱嘛。一切就定了。两项决定执行后，业务越发汹涌。顺哥去五星区街上又扛回一台缝纫机，搁在三美房里，让三美白天出工，晚上学缝纫。时间一晃就在两台缝纫机此起彼伏的嗒嗒声中过去了大半年。
但顺哥是一只鸵鸟，那屁股越撅越高，越来越打眼，终于惹了是非。起初，人们单是羡慕，顶多感叹假如自己是个跛子就好了。渐渐地，有人的“屁股”跟着动弹起来。到1978年春天，红旗大队和五星区到处都露出“屁股”来：三队的憨坨子养了50只麻鸭，四队的劁猪佬买回7头猪崽，五队的缺嘴婆孵出108只小鸡，六队的别家嫂子每天夜里纺线织布，七队的队长干脆带人把一块低洼田挖成了鱼塘……五星区街上更加活跃，有张聋子大肆贩鱼，马回回上街甩拉面，眨巴眼摆摊挑鸡眼，垮涎宝租屋开小炒馆，齆鼻子带班子打家具……街上和各村最多的“屁股”自然是做缝纫的，供销社已卖出123台缝纫机，其中一台是“造反派”老别扛走的，老别回木工厂后脸上挂不住，决定买台缝纫机在家里踩……而问题不是这些“屁股”多么丑陋，是这些丑陋的“屁股”下面有一个公开的秘密：只要“屁股”撅几下，总比工分或工资来得快、挣得多！秘密的力量是无穷的。农田和车间每天都吹着小道消息的阴风，奇谈怪论多起来，打哈欠的多起来，不遵守劳动纪律的多起来……广大干部群众再一次深刻认识到：“屁股”下的那个秘密多么反动啊！
区里紧急召开了大队党支书会议。根据当时舆论的风向，会议没有采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说法，而是以消除社会不良影响、维护和促进工农业生产正常进行为主题。主席台上有人说了一句粗话：屁股下的秘密就是鸡巴，你不割掉它，它总是要翘起来的。大家都笑。跛区长也笑，但笑着摆摆手，说割掉也不对，人还要繁衍后代，还得有点乐趣的嘛。他的意见是“抓纲治国按屁股”。红旗大队党支书李四六觉得这个意见偏右，举手发言说：我建议把“按”字改为“拍”字。跛区长又笑：拍可以，不要把别人的东西拍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