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受伤的两个人蹲在地上，血不住地从伤口流出来。陶姐吓得站在那里目瞪口呆，森哥脸上可一点惧色也没有，他用命令的口气叫我放下枪，说不放下就要我的命。
这时外面进来一人吼道：“都不要乱来哦！警察马上就到了。”
我不知道这个人是陈总公司还是森哥的，我知道苏雷祸闯大了，警察一到他必然是逃脱不了。我叫他从窗户跳出去逃跑。
苏雷跑到窗前一看说：“不跑，八楼，跳下去也是个死。”
“那快，快从门口走。”我歇斯底里地叫着，谁敢拦住苏雷，我一定会一枪打死谁。
苏雷正准备从门口走，一群荷枪实弹的警察冲了进来。“举起手!不许动！”呵斥声此起彼伏。
看见我手中的枪，他们如临大敌，两警察一边一个用枪指着我的头，我生怕他们开枪或者枪走火，连忙把手举过了头顶。
“放下枪，抱着头，靠墙蹲着。”一名警察命令我。
我放下枪后，老老实实地蹲在墙角，双手抱住头。我心里想后果，清楚知道只要他们问明情况，我绝对没事。
所有人都被铐上了，除了两个受伤的人，我是唯一被反铐的。两名受伤者被警车送往医院，我们一行人被押着走向公安局。公安局不远，走一百米远就到了。
广州警察的办事效率很高，我们每个人都被单独带到一处做笔录，陶姐是第一个做的。临到我的时候，我如实将情况说了。警察说我胆子真大，他们让我在做的笔录上按上指纹。晚上八点钟过一点，一名警察过来为我解开手铐，说陶姐为我担了保，我可以走了，但必须随传随到，要我来时他们会通知陶姐。
走出公安局大门，一阵清风迎面吹来，我长长地舒了口气。在门外等着我的陶姐先带我去饱饱吃了一顿。
陶姐对我们今天出手相救很是感激，说我们真义气，要不是我们她这时大概已经被这帮人关到什么地方受非人折磨了。虽然出了事，她会尽全力摆平。广东省公安厅老陈很熟，已经找到他帮忙，要想办法把苏雷弄出来。因为她而让我们背祸上身，她心里很是不安。
我要陶姐不必自责，事情都出了，我们一起担就是。陶姐说要对苏雷负责到底，将来她和老陈还一定要报答我们。
回到宾馆我把事情跟花红讲，她听后十分着急，说要是苏雷出了啥事回不了家，我怎么面对赖哥，又怎么给苏雷家人交代？
我想想也是的，一肚子心思。接下来几天里，我每天都在焦急的等待中度过。
我天天都要和陶姐见上一面，她一脸的倦容，每天都在为这事跑进跑出，花钱托人。陈大林在国外谈生意，正是信用证要办下来的节骨眼上，她怕影响他，没跟他讲这边发生的事。
花红也找她的李哥想办法。刚开始时李哥说没问题，一点点钱加上一点点关系就搞定，可是到最后什么也没搞定。十几天后我们在广州等来的是苏雷被判三年劳教，送到了广东省赤泥煤矿。
陈大林从国外回来了，带回了国外银行出具的四千万元人民币信用担保证明。他听陶姐讲完事情经过很是感动。他说，这年头这种生死兄弟实在难找。他一定要和我结拜兄弟，并说他会找关系让苏雷在矿里不吃苦，给苏雷三十万作为感谢和补偿。
在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我和陈大林喝了鸡血酒，按江湖规矩拜了把子。他比我长两岁，成了我大哥，我们对酒当天，稽首面地，发誓将来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没隔几天陈大林的两千四百万银行贷款到账，他非要划一百万给我，说是七十万给我，另外三十万带给苏雷的姐姐。
我执意不肯，说只要八十万。五十万作为我货款老本，另外三十万我带给苏雷姐姐，存在她那里等苏雷劳教出来给他。苏雷从小父母就死了，跟着姐姐长大，小学三年级就辍学四处流浪，曾几次进劳教所和劳改队，一生真是牢役命。
花红和李哥的关系发展神速，已在谈婚论嫁，决定不和我回重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