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12日
这天的太阳亮得很早，当德国轰炸机刚飞离鹿特丹时，第一缕阳光就照射在地面上了。清晨并不寂静，德国飞机一浪高过一浪地打击着鹿特丹，往往是这一波轰炸刚过，下一波就接踵而来，根本不让地面的人有任何喘息的机会。
德国人的突然袭击给荷兰人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恐惧。抵抗的部队伤亡惨重，许多平民不是被炸死就是被子弹打死，有些人竟然被自己军队回击的火炮打中。因为德国飞机喜欢低空飞行，防空部队不得不将炮筒低到几乎临近树梢的高度。结果，发射出的炮弹常常打中民房。荷兰人每天朝着德国轰炸机挥舞着拳头，不断地为在空袭或者战斗中逝去的家人、亲戚或朋友感到悲伤。无线广播不停地播放着战争爆发的消息，播音员用嘶哑的声音告诉大家，保持镇静，等待胜利，他们现在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英法联军的身上。
我们躲藏在街口的地下掩体内，由于人太多，我们几乎被挤到掩体外面去了。里面的人们有坐着的，有躺着的，也有蹲着的。妇女们脸色惨白，疲惫无力地瘫坐在地上，有些人的额头上按着湿布。垂头丧气的男人们双手捂脸，胳膊肘撑在膝盖上，或者倚墙而立，就像被锁在那里一般。有几对夫妇死死地抱在一起，有些夫妇厌恨地各自扭转脸去。这里的脸谱大多是扭歪了的、目瞪口呆的脸。
好几次，德国飞机投掷的炸弹，落在掩体附近，轰轰的声音震动我五脏六腑快要撕裂，耳膜疼得不行，尘土不断从顶上落下来。
袁文道恢复正常后，话很少。他倚靠着墙壁，无论是近处的射击声，还是轰炸机恐怖的啸叫声，或是震撼全城的爆炸声，他都全不在意。
白天对他来说是孤独、空虚和危险的，而辗转反侧的黑夜让他感到恐惧和悲伤。对妻子的思念如潮水一般频频向他涌来，他不时黯然泪下。他为自己，为伊尔莎，为他们所失去的一切而哭泣。在他眼中，伊尔莎无处不在，每时每刻他的耳边都有伊尔莎的声音、伊尔莎的欢笑、伊尔莎的温情，他一直被痛苦的回忆折磨着。
我和李志民除了轻言相劝外，别无他法。
街区的建筑物大多被炸成了废墟，巨大的黑烟柱从不同的地方升起，高耸在天空。
鹿特丹是石油和奶油半成品的中转地，德国人使用了一种烈性炸弹，石油和奶油见火就燃。烈火借着风向市区蔓延，木板屋顿时燃了起来，四处都是烈焰熊熊，浓烟滚滚，火光和朝阳发射出的光芒混合在一起，让人很难区分。
只要空袭停止，市民们就跑出掩体，四处寻找家人，购买食物。消防车拉着尖锐的警笛声，急匆匆地前往失火的地区。河面上，几艘装备压力水泵的拖船，正向燃烧的建筑物浇水。
警报器发出了空袭解除的信号，我让袁文道待在掩体里休息，叫上李志民和我一道出去买点食物。走在街道上，看着被炸成废墟的建筑物，我感到一种熟悉的荒凉和恐怖，仿佛回到了重庆。不远处的教堂被浓烟熏黑了，马路上布满了成千上万个弹坑，前天还看见的住宅楼，现在已经不见了。街边的公用电话亭面目全非，没有听筒的电线随风摇摆。天空中飘扬着烧焦的纸片，宽广的马路，成了坑坑洼洼的小径，在山一般的废墟间蜿蜒蛇行。
眼前的这一切，让我想起了阿姆斯贝格上尉，他所讲述的战斗，如今我正在亲身体验中。按照阿姆斯贝格的叙述，空袭一过，德国的地面部队就该兵临城下了吧。
离地下掩体不远处的大桥上不断地发生激烈的战斗。据说有几十名德国伞兵抢先占领了桥梁，并建立桥头堡阵地，他们被荷兰军队包围在桥两边。在荷兰人看来，几百人消灭几十个人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
对于大桥战斗谁能获胜，袁文道和李志民发生了争执。李志民认为人数占优的荷兰军队肯定能消灭德国伞兵，袁文道坚持德国伞兵能击退荷兰人，等待救援。为此，两人打了赌，袁文道拿出自己的金表作为赌注，李志民掏出随身携带的芬兰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