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地下室里泣声一片。弗兰教授深情地亲吻了马隆的面颊，说：“谢谢你，老伙计。”他的眼眶中滚动着热泪。
马隆倒像个孩子似的红着脸，害羞地说：“这算不上什么，别放在心上。”
午夜时分，我和弗兰教授来到马隆的书房，在烛光下喝酒叙事。
弗兰教授问：“黄先生，听马隆说，你准备一个人去杜伊斯堡的精神病院救你的同胞。”
“没法子，只有这样做了。”我轻声回答道。
“黄先生，恕我直言，你这是自寻死路。这种行为是冲动的表现，没有任何价值可言，你现在需要冷静。”
我将事情一一告诉了弗兰，最后说：“教授，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的同胞在精神病院里受苦。万一他是装疯的呢？”
弗兰说：“现在需要袁文道的国家，有中国、日本和德国。我们先从德国说起，希特勒叫嚣‘不要黄油要大炮’，袁文道这种军工天才，德国是不会放弃他的，所以才把他软禁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小镇里，而没有投入监狱。即使贵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来要人，德国也可以说袁文道不在，或是他犯了错在受罚，还有就是他知道太多军事机密，不能让他离开德国。但他们没有料到袁文道会发疯，会杀了自己的妻子，一个疯子是没有用处的，但德国人又担心他是装疯，所以干脆把这人关在精神病院里。”
“那日本呢？”
“日本与你们正在交战，是敌对国，袁文道如果顺利归国，那么对日本来说是不利的。他们想方设法都要阻止袁文道回到中国去，甚至不惜杀掉他。要我看，袁文道杀死妻子里面或许隐藏着巨大的阴谋，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阴谋？”我吃了一惊。
弗兰教授说：“从表面上看，袁文道杀死妻子的罪名是成立的，但人们忽略了很多细节，往往细节决定全局。黄先生，你看。”弗兰教授拿出纸笔。“按照你的叙述，当时现场有这么几个人——日本外交官、袁文道的堂弟袁文渊、一个戴墨镜的人、鲁克警长和袁文道夫妇。对吗？”
“是的。”
“很好，他们当时的位置是这样吗？”弗兰教授在纸上画的位置同鲁克说的一模一样，我点了点头。
弗兰又说：“按照鲁克警长所说，袁文道同袁文渊一见面就发生了争吵。我想，争吵的原因很简单，他的堂弟希望袁文道替日本人工作，遭到了袁文道拒绝。而后，日本外交官开口了，他先利诱袁文道，接着用家人的安全威逼。袁文道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他用德语说的话证明了这点。就在这时，袁文渊掏出手枪，指着日本外交官破口大骂。问题就出在这里。”
“莫非这人不是与日本人同路的，他也是来解救袁文道？”我问道。
“人都有本性，这是动物与生俱来的东西。黄先生，我给你打个比方，希特勒追杀我们犹太人时，我们内部也出现过这种人，出卖自己的同胞，获取地位和利益。但是，当他看见同胞处于极度危难，或者说违反了自己做人的底线时，这些人会突然改变以前的思维模式，在本性的支配下，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好事。”
“教授先生，您的意思是袁文渊突然变好了？这简直不可思议，汉奸居然会立刻变成好人。”
“应该说他恢复了一点良知。”
“即便这人突然有了点良知，他的枪又是从哪儿来的，莫非袁文道的居所里藏有手枪？”我不解地问道。
“枪是日本人给他的。”弗兰说。
“日本人给袁文渊枪，然后叫他用来顶着自己的头，这……未免太滑稽了吧。”
“黄先生，应该说日本人利用了袁文渊。想想看，一个外交官能带枪吗？不能！这三个人中除了戴墨镜的人外，就剩下袁文渊能带着手枪。这把枪看似是用来防身的，但是——”弗兰加重了语气，“真的深入研究下去，这是一个圈套，日本人给袁文道设的一个圈套，袁文渊只不过是一个诱饵罢了。”
“弗兰，我被您说糊涂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马隆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