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少校，往这边走。”我在郭恒的带领下，走进了灰楼的正厅。厅里的陈设无疑是上等的，一色的红木镶嵌黑色云母石的椅子，茶几上摆设着精致的茶具，墙上挂着领袖的画像。“随我上顶楼书房，钱主任等候多时了。”郭恒有礼貌地用戴着白手套的手，向我指了指上楼的台阶，他是一个在上司面前循规蹈矩的“机灵人”。
我好不容易才迈动灌了铅的脚，学着郭恒悄无声息的步法，沿着铺了红色地毯的台阶上了顶楼。
书房是一间隐蔽的阁楼。郭恒推开门，钱家源笑嘻嘻地迎了上来。他年近五十，矮而胖，满脸红光，骨碌碌的小眼珠，多肉的嘴唇，厚厚的下巴，笔挺的军装，皮鞋擦得锃亮。之前，我曾在几次宴会上远远地看见过他。他总是在同事中穿梭而行，咧嘴大笑，可以看出他和别人那种嘻嘻哈哈的亲密不过是一种掩盖，里面更多是很精明的交易。对于上司，他有一副动人的嗓子，说出一大串忠诚的字眼，一双小而肥的手富有表情，不时逗得上司哈哈大笑，使长官们简直无法拒绝他的献媚。
“主任好。”我立正敬礼。我发现书房里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陌生男子。
“仲泰，我来给你介绍，这位是军政部兵工署吴南浦处长。”钱家源说。
这时，一个温文尔雅的中年男子站了起来，走到我面前，用流利的德语说：“您好，黄少校，认识您很高兴。”吴南浦没有官架子，为人谦虚，他用了德语中的敬语并加上对方的头衔，表示对人的尊敬。
我早听说吴南浦不简单。这人在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和数学专业，3年内就拿到博士头衔，并在学术刊物多次发表论文，被德国学术界誉为“神童”。他到兵工署主管武器生产后，再次赴德学习军工技术，据说用德文写的笔记竟有四十多本。吴南浦是国民党中少有的干实事，讲实话的人。
我用德语说：“您好，吴处长，见到您是我的荣幸。”也许在官场待久了，我情不自禁地加了一句“拍马屁”的话。“说起来，您还是我的学长，学习的榜样哩。”
吴南浦听了哈哈大笑起来，他连连摆手说：“过奖了，过奖了！长江后浪推前浪，还是你们年轻人厉害。”
“这位是外交部情报司的罗琦主任。”钱家源指着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子说。情报司的人常常利用外交官的身份，搜集世界各地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情报。罗琦的父亲是外交部的高官，罗琦同吴南浦一样，是我留德的学长。只不过在大家刻苦学习的那些年月里，经常在柏林咖啡馆里的一帮纨绔子弟中，看见他的影子。这些人喜好研究欧洲的美食、电影、舞蹈、服装和时髦的语句。归国后，罗琦成为一个颇有本事的钻营家，他感兴趣的不是情报收集，而是个人职务的升迁和金钱美色。
罗琦躺在沙发里，含着烟斗，用美国电影中打招呼的动作，潇洒地向我点头挥手。我也学着这种“洋招式”笨拙地回了礼。
“这位是……”钱家源故意压低了声调，“军令部第二厅的彭四维，郑介民厅长的得力干将，党国最出色的情报专家。”
我的后背惊出一层冷汗。军统的人，他来干什么，莫非我的身份暴露了？我吞下一大口唾液，用牙齿咬住嘴唇，尽量镇定下来。
我强作笑颜地同彭四维握了手，他的手瘦而冰，那张方形的脸看上去冷酷无比，活似一具无情的僵尸。
这时，我那三个气球全部落下，脑子里全是紧急警报的长啸声。
钱家源招呼大家入座，郭恒从旁门端进一个托盘，送来咖啡和香茗，并轻声在钱家源耳边说：“主任，挂球了。”钱家源的手哆嗦了一下，脸瞬间变得苍白，肥屁股向外挪了半寸，很快又坐了回去。他给郭恒使了个眼色，郭恒毕恭毕敬地退了下去。
从不喝咖啡的钱家源，本以为这东西可以定神，他将整整一杯咖啡倒入嘴里。但他并不知道咖啡因会在紧张中添乱，很快，钱家源的额头冒出了汗珠，人显得烦躁不堪。
“眼疾手快”的罗琦赶紧替钱家源点燃了一根香烟，他这才恢复了常态：“赶紧开始吧，吴处长，您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