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振锋
（支振锋，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西学东渐已经将近两个世纪，其功其过，纷纷扰扰。但今日国内学术界终日“西话”萦耳，却也是事实。在一个开放的学术世界与思想“市场”中，“西话”当然重要，但考察近三百年来“西话”在中国的兴衰沉浮与话语嬗变，我们可以隐约发现一个从“鬼话”、“童话”到“神话”的轨迹，细究起来，不仅不无裨益，而且还颇有意趣。
一、鬼话
伟大的文明总是骄傲的，在很大程度上，这无关修养，而更多体现的是一个文明的自尊与自信。北宋石介曾有一篇《中国论》，宣称:“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天地为之平，内外所以限也。”即便军事上积贫积弱，当时的士人仍然有这样的文化自信。只是，天下区隔，交通有限时，产生误解，也不可避免。由骄傲而来的傲慢情绪，也在潜滋暗长。所谓东夷、西狄、南蛮、北戎的蛮夷之说，即属此类。
如葛兆光先生所言，在近代之前，除了佛教进入中国那一次外，外来文明对于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震撼始终不是很大。正是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万世一系、亘古不绝，所以才在中国人心中产生了强烈的文明自信。然而，因自信而骄傲，闭塞又加剧了这种骄傲，甚至使之变成了傲慢。在看待四夷时，也不免少了尊重，多了轻蔑。加之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生态多样，物产丰富，民殷物阜，并世无匹，堪称自成一个世界，很难不使局中人产生“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的自负。内生繁华而外无敌手，由自负而自大不可避免；忧患意识与对外界的警惕渐至消散，轻慢之心大兴。
即便是与真正的西洋人开始打交道的前清道咸时期，中国人对西方仍然缺乏真正的认识，不仅以“英夷”、“法夷”等称之，甚至还要在旁边加个“口”字旁或者“犬”字旁，简直是视之为非人类。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人家兵临城下了，才应要求被迫改变。至于在绘画中将西方人画作三头六臂，为妖为怪者，也不是没有。而且，除了广东等少数能与西洋人打交道的地方外，绝大多数中国人穷其一生也没有机会见到一个西洋人。也很少有人想过去西方实地考察，大家也不认为有这个必要。但没有见过却不妨碍他们的想象。西洋人是什么样子呢？于是，《山海经》等古籍中奇奇怪怪的记载又被翻了出来。就连乾隆朝大才子纪晓岚都不例外。他们把传说中的欧洲等地同《山海经》中的记载相互参照比附。于是《山海经》里那些半人半鬼的形象，就成了国人想象中西方人的模本。据说有位生活在鸦片战争前后的江苏文士陆嵩材，在其《江州述感》中这样描述英国人：“白者乃真鬼，语音类禽鸟，胫长面多毛，眼绿疾顾。”而嘉庆年间举人、成都人汪仲洋的描述也差不多：“鹰嘴猫眼须发赤，锦缠花腿到腰身。”其小注云：“英夷之腿极长，青布缠裹，直立，不能超越腾跑。睛色碧，畏日光，卓午不敢睁视。”因此，他主张应该在中午与英国人交战。根据他们的描述，英国人哪里是人呀，简直就是鬼怪。
鸦片战争前，时人普遍认为英国人“腿足纠缠，难伸屈，一扑不得起，故往往挫衄”，而且还真有人信，比如大名鼎鼎的林则徐。得到了这个“情报”之后，他战胜“英夷”的信心大增：“彼之所至，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刃数敌，即乡勇平民竟足以制其死命，况夷人异言异服，眼鼻毛发皆与华人迥殊，吾民齐心协力，歼除非种，断不至于误杀。”1839年9月，在给皇帝的奏折中，他仍然坚持认为：“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