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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过去，学校甚至城市的地图在脑袋里渐渐清晰，我开始习惯每天排队乘公交车，习惯满街的大麻味，习惯把“谢谢”挂在嘴边，还在校日报社做起了记者。
有一天我去市中心做采访，结束后天色已暗。眼看快到黑人流浪汉出没的时间了，我加快脚步，却还是被一个黑熊一般巨大的黑人乞丐挡住了去路。
我吓得脸色惨白。
他伸出手：“我肚子很饿，你能给我点儿零钱买东西吃吗？”
我摇头。
我确实没带现金，只能不好意思地冲他笑一笑。
“Well,thanks for your brilliant smile.”（“那谢谢你明亮的笑容。”）他说罢，侧身让路。
“不用谢。”
我说完，小跑几步加紧离开。忽然想起卡包里那张赛百味代金卡——我禁不住又停下来，转头看向那位巨型黑叔。他的黑衣服和黑脸在半黑的街头化作一团不太明显的黑影，一种寂寞与无助的存在。
我从包里翻出代金卡，跑回去递给了他。
他连声道谢，在我转身离去时叫住我。
“Young lady,it\'s not safe outhere.Are you taking the bus? How about I walk you to the stop?”（“年轻的女士，这里不安全。你去搭公交车吗？我和你一起走到车站如何？”）
我们拐过路口，一小群黑人映入眼帘，围绕在公交车站附近，大声说着语调夸张的英语，看着我从他们面前走过。
那之后一段时间，我还经常想起那张代金卡，然后猜测它的余额。
是的，我并不知道它里面有多少美元。它属于我时，我要么把它遗忘在卡包里，要么在拿出的一刻忽然舍不得使用。
我祈祷不要太少，否则对不起“黑叔”陪我走路的好心；也不要太多，否则我就亏大发了。
那么，我的回身递卡，和他那句：“How about I walk you to the stop?”又分别值多少钱呢？
又过了一阵，我参加公益活动，每星期四上午前往西雅图的苏丹流民区。
他们是战乱时逃难前来的流民，群居在偏远小镇上，当地人怕他们，他们也和美国格格不入。
政府鼓励学生们用课余时间帮助这里的小孩子，我报了名，教他们简单的英语与算术。
事实是，没有多少孩子买这份善举的账。我们提供零食饮料，新鲜劲过去后，听课的人还是一天比一天少。
我是兼职的NBA（美职篮）直播员，以聊篮球，顺便讲算术的方式，留住了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三兄妹，学期结束时，他们的母亲邀请我共进家庭晚餐，送我礼物。
我拆开这位苏丹母亲的礼物，足足愣了五秒钟。
一张一模一样的，赛百味代金卡。
我试着想象这张卡在离开我后所经历的旅程：被巨型黑叔转送给苏丹孩子，孩子交给妈妈？或者，它们原本就不是同一张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