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影片中的华人形象对民国电影检查制度之创立及其发展有着更为久远的影响，因为美国影片中的华人形象造成了中国人普遍的反感。“中国阴谋家”是美国银幕上常常出现的形象，这些人往往身材矮小，怪模怪样，在处理上，要么是杀人越货的歹徒，心狠手黑；要么是无知无识的弱智，形容猥琐；而且常出现长辫、小脚、抽烟、吐痰等中国人的形象。时人论曰，这些片中“需用中国人处，不是充盗匪的下手，就是做人家的仆役。且必囚首垢面，弯腰屈背，形状秽琐，丑态可憎，有意侮辱中国人，实足引起国际恶感”；“加之扮演者虽似我国人民，但泰半为他国人任之，故诬我尤深。即真有我国人任之，亦以久居异邦，对祖国社会情形不无隔膜，以之表演之事物，皆根据外人所作小说之理想，凡我国人士曾见此种影片者，无不认为耻辱”。因此，这些影片在国内上映后引起了国人的关注和抗议，斥之为“辱华”影片。近代中国由强而弱的地位变化，使国人对自身形象之海外反映备加关注，如果我们将其称为民族主义情怀，则此一民族主义情怀贯穿于民国电影检查制度之始终，并在国民党电影检查制度中得到了更多的强调。
1930年在上海发生的抗议上映美国“辱华”影片《不怕死》的事件，促使上海电检会下令禁映该片，从而开禁映美国“辱华”影片之先河。
阎瑞生案图书
第一批国产长故事片的拍摄上映，在民国电影检查呼声的高涨方面起到了特别的作用。1920年阎瑞生案发后，因该案有新闻价值，情节离奇曲折，其中之洋场妓女、恐怖谋杀、千里追捕
直至最后凶手归案并遭枪决等情节，正是市民百姓之谈资。有眼光的生意人，纷纷用各种艺术形式，如新剧、说书等，将该案搬上舞台，票房甚佳。这也刺激了电影从业者，1921年，中国影戏研究社将此案拍成中国第一部故事长片，以真人真事为号召，“各种背景，皆实地真景”。上映后，“观者挤拥”，从7月1日至7日，连映7天，“打破常人之意料”，“一日所售，竟达一千三百余元”，“连映一星期，共赢洋四千余元”。《阎瑞生》一片之影响遍及当时各大城市，甚至远及香港。（香港亦曾上映该片）而该片票房收入之好，使“中国影戏足以获利之影像，始深映入华人之脑”（同上），从而直接刺激了国产电影业的迅速发展。。但是，《阎瑞生》一片虽获得了高票房，却因其写实性而被舆论批评，“在彼固以为揭发社会黑幕，使人警惕于中，实则迎合社会弱点，未见其警惕，反得其凶淫，何善之有”；“这类半写妓家猥亵的琐闻，半写强盗杀人的写真，惟有诲淫诲盗四个大字足以当之”。电影史家过往对《阎瑞生》的评价一向不高，然新近研究不仅肯定该片作为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在艺术上的成就，而且认为影片“表达了善恶有报的传统性主题，对生活作出符合传统道德观念的判断和评价。因此，不能说影片在思想内容上完全是消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