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与醉 二(4)

在我当班长不久,有件事给我以极大的震动——那是夏季的中午,我正睡得很酣实,被班里一个年龄最小的知青弄醒了。他告诉我,我班里的几名哈尔滨知青,正在当地一个有“特嫌”的老职工家里审问对方。对方五十多岁,无家室,已被“隔离”在家中,勒令交待“问题”。事实上,任何知青未经“专案组”允许而对那样一个人进行所谓“审问”是严重违犯知青纪律的。当我匆匆跑到现场时,仅着短裤躺在炕上的那“特嫌”人已然昏迷,身有多处青紫外伤。而我班里的两个手持棍棒的家伙,仍一脸凶相,骂骂咧咧地还说那人“装死”。在所谓“文革”中,打死人的事我已听到过多次,但那一次暴力“革命”的结果可是近呈眼前,施暴的可是我班里的几名“战士”!他们不久前还是城市里的“红卫兵”;他们只不过上学到初一或初二;他们的头脑里除了被灌输进了满满的“革命是暴烈的行动”之类的思想而外,再就没接受过一点点别的思想——可以肯定,我看过的那些书他们连书名也没听说过。

我找来了连队卫生所的医生;医生当场宣布那人不是“装死”,而是真的死了。

连里“淡化处理”了那件事,向团里汇报那人死于“心脏病突发”。

否则怎么办呢?将那几名打人者送交沈阳军区的军事法庭进行审判?既然死者没有任何亲人替之喊冤,倒还莫如批评教育那几名知青一番就算了。

但这一件事在我心中留下的阴影久久挥之不去。从此我对“文革”这场运动更加从思想上反感,对我班里那几名战士也嫌恶之极。

另一件事是我听说的,后来证实是真事——另一个团的一名知青,在庆祝又一条“最高指示”发表的一个夜晚贴大字块时,将“万寿无疆”四字贴错乱了,结果第二天早上人们看到的是“无寿万疆”。他的家庭出身有“问题”,于是恶果降临。往日的战友翻脸无情,暴打了他一顿,接着批斗。连里也不敢不重视,只得宣布那是一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那不幸的知青当然就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由知青变成了劳改犯,被打入另册多年……

终于可以为家里挣钱了,再加上日日劳动艰苦,已经很少做梦的我,又开始经常做梦了。我每梦到自己在开什么会时无意识地脱口说出一句被认为“反动”的话,或喊出一句被认为“反动”的口号、在一片纸上写下了一行被认为“反动”的字,因而也祸从天降,结果非但不能往家里寄钱了,还使父母及弟弟妹妹们增添新的精神负担。然而头脑里有种思想总在否定所谓“文革”,企图用明哲保身的大石块压都压不住。有时觉得压住了,听到些从北京传来的政治消息,那思想又会从明哲保身的大石块底下钻出芽来。渐渐的,因为“政治梦多”,到北大荒后胖了一点儿的我,又迅速地瘦了。我知道我是中了“文革”前所读的那些书的“毒”了——在正常年代,那些书中的人文思想对于我的头脑当然是营养;但在视人文思想为天敌的“文革”年代,头脑里装入了人文思想就等于装入了“毒药”,甚或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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