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造出不止一种假说。如果想要解释某个东西，要尽可能地考虑各种不同的解释，然后，找出一批检验方法，可以用来系统地证伪每一种可能的其他解释。通过检验的，也就是在多种能够用来解释的假说中经受住了达尔文物种选择式考验的那个假说，相对于只不过是在最初的一念之间赢得你的好感的那些想法而言，是正确答案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这是影响陪审团判决的一个问题。对既往案例的回顾研究表明，有一些陪审团成员很早——可能是在公开辩论期间就已经拿定了主意，然后，他们就会接受那些与他们的最初印象相符的证据，而排斥相对立的证据。他们的头脑中没有选择合理的假说这样的概念。。
尽量避免过分执着于一种假设，仅仅因为那个假设是你提出来的。那只是我们在寻求真知的路程中的一站。问问你自己，你为什么喜欢那个想法，公正客观地将之与其他的可能性进行一下比较，看看你是否能找到理由来批驳它。你不这么做，别人也会这么做的。
定量。如果你要解释的东西，不管它是什么，只要含有某些量度，一些数字量，都会非常有利于将你的假说与其他与之竞争的假说区别开来。模糊的、定性的东西往往招致多种解释。当然，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许多定性的观点中可以寻找到一些真理。然而找到它们是一种更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如果推理是一环套一环的，那么其中的每一环都必须是正确的（包括前提），不能仅仅是大部分正确。
奥卡姆的剃刀（奥卡姆的剃刀（Occam’s Razor）：如无必要，勿增实体。一种科学哲学原则，认为在没有必要时不要增加实体的数目，即：在竞争的理论中应取最简单的而放弃更复杂的，或应优先考虑用已知的东西解释未知的现象。——译注）。这个方便的经验法则告诫我们，当我们面对两个可以将资料解释得同样好的假说时，选择简单的那一个。
不断地问这个假说是否能够——至少是在理论上——被证伪。不可检验、不可证伪的命题是没有多大价值的。想一想那个宏大的构想，即我们的宇宙以及其中的一切，都不过是一个更大的宇宙中的一个基本粒子——比如说，一个电子。但是，假如我们永远不可能从我们的宇宙之外获取信息的话，那么这个想法难道不是不能被证伪的吗：你必须能够核实这些论断。你必须给予根深蒂固的怀疑主义者一个弄清楚你的推理过程，重复你的实验并看看他们是否有能得到同样结果的机会。
要信赖经过认真设计和控制的实验，这是关键，正如我在前面试图强调的那样。仅仅通过冥想，我们是学不到太多的东西的。我们总是倾向于接纳我们能想到的第一个候选的解释。有一个比没有要好得多。但是如果我们能想出不止一个解释，又会怎么样呢？我们将如何取舍？我们不做决定。我们让实验来做。弗朗西斯·培根给出了经典的理由：
辩论不能满足新发现的需要，因为大自然的精妙比辩论所需要的精妙高明许多倍。
对比实验是必要的。举一个例子来说，假如有人声称一种新药对某种疾病的有效率为20%，那么我们必须确信，有一组对照实验人群，吃下了被告知是新药的糖片后，没有同时出现20%的患者症状减轻的现象。
各影响变量必须是可以分离的。假设你晕船了，同时给你一个针压手镯和50毫克的麦可立嗪。你发现不适感消失了。是什么在起作用——手镯还是药片？只有当你在下一次再晕船时，只采用其中的一种治疗方法，你才能弄明白。现在，假设你并不想为了献身科学而去体验晕船的滋味，那么你就不可能分开上述变量。你将再次同时采用两种治疗手段，因为你达到了你所期望的实际目的；至于更进一步的知识，你会说，不值得为了去获得它而自找苦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