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金斯基不明白李大钊所荐之人。“陈独秀？”他问。
杨明斋说：“我们不清楚陈独秀。伯格曼同志，还有北大的俄籍教授柏烈伟，都只介绍过你李大钊同志。”
“不，我跟陈独秀先生还是不一样。陈独秀先生是中国最有号召力的刊物《新青年》的创办人和主编。”
“我听说过《新青年》。”魏金斯基说。
“我三年之前回到祖国的时候，就向《新青年》投了一篇文章，叫作《青春》。陈独秀先生就是通过《青春》认识的我。”
“啊，明白了，你说的陈，就像是一只善于孵蛋的母鸡！”俄罗斯人说。
“中国已经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破壳而出了！”
“我明白了。”魏金斯基很满意自己的比喻以及这位李同志对这一比喻的自然引申。他觉得这位面相敦厚的中国同志非常聪慧，同时也一下子明白了他所说的“陈独秀”这三个字的含义。他到中国来，为的就是见这样的领袖人物。世上再强大的主义也不过是车轱辘，而领袖人物则是轮子，他们才接触路面。
“来啦！”掌柜用京剧唱腔喊。
面条端上来，碗碗冒着热气。客人们饶有兴趣地用筷子卷着长长的面条。
杨明斋吃了几筷，悄声问李大钊：“真有必要与陈独秀商谈？”
“杨先生，对你，我想谈一点我的感想。”
“请讲。”
“你很会走路。我知道你十九岁那年就从山东老家闯关东，一闯就闯到海参崴。你这叫万里投荒，一身是胆。这一回，你又走了万里路，带俄国朋友一路从海参崴来到北京。我请求你马上再走个万里路，从北京赶到上海去。我知道你特别有胆量走路。陈独秀先生会在上海欢迎你，你们的想法与陈独秀先生的想法将很快成为同一个想法。”
“北京到上海，我想，一万里路，大约是没有的。”
“不，”魏金斯基停止了对面条的笨拙的转动，“我同意马上就去上海。我们既然来中国，就有走长路的准备。中国造座城墙，就有一万里。你看，李同志，连你们中国的面条都有一万里长！”
魏金斯基尽管把手举得很高，但他筷子上挂下来的面条还是顽固地与油晃晃的大碗粘连在一起。
李大钊哈哈大笑，他后来对吴廷康，也就是现在这位魏金斯基说，你们俄罗斯人打比喻与中国人打比喻一样频繁，也一样传神。那是他与魏金斯基已经很熟的时候说的话。魏金斯基几次去了李大钊装饰优雅的图书馆接待室，见了他的诸如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之类的好学生，也散发了《国际》刊物以及英文版《震撼世界的十天》等书籍。他们无话不谈。而当后来李大钊知道了魏金斯基曾是学统计学的，于是他更加直截了当地对魏金斯基说，你要把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工农业生产的这些增长数字，统统搬到上海去说，陈独秀将会更懂这些数字的含义，他会把这些数字制成节拍供自己跳舞。他是中国最为优秀的思想舞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