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车里很热。帘子虽已卷起，但也一路无风。京城9月之暑热，仍有虎威。
“守常，别挨着我，我身上真有臭味咧。”陈独秀在嘚嘚的马蹄声中说，“唉，这次研究室生活，整整九十八天。你可知道，这九十八天里，我最大的研究心得是什么？”
空气中飘来一股股久违的青草与烂泥的气息，陈独秀一边问一边大口呼吸，心里畅快得很。这时候他听李大钊说：“我不知道仲甫有如何的心得，我只知道，仲甫研究的，一定不是某个问题，而是某种主义。”
“你说对了，我就是在研究马克思。原先，我总觉着马克思学说还缺一块，缺一块民主。而今摸了九十八天牢墙，才知道要靠什么打掉这座墙。达摩面壁悟道，我也是做了一回达摩啊。我做达摩之时，手里握着一篇经，就是你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君曼探监，我嘱她带《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啊呀，果然送来了经了，油墨香，你的立论也香。守常，我今日可以告诉你，你信奉的主义就是我信奉的主义，我决意加盟布尔什维克！”
“仲甫！”李大钊大为惊喜。
“我这句话，说错了？”
“你不是说了一句话，你是说了一篇宣言！”
“大而无当？”
“大哉斯言！”
“大可不必！”
两人哈哈笑，互相握手，手心里都是汗。李大钊说：“仲甫，我正想告诉你，我去了一趟天津，伯格曼的一番话，真的叫我很受启发。”
“伯格曼，谁？”
“俄共党员。他说中国革命若要成功，首要之务，是中国的工人必须组织起来。”
陈独秀闻言，两道眉毛顿时一跳，接着，又拧起来。这个伯格曼的话，他似乎不能同意。李大钊总喜欢听俄国人的话。俄国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固然了不起，但俄国人的话也不可能句句都是对的。
于是陈独秀摇摇头，摇得就像白马脖子里的铃铛，当当有声。
“仲甫不能同意？”李大钊说。
“不能同意。”陈独秀说，“首要之务，不是中国的工人要组织起来，而是要在中国思想界呐喊马克思主义！要把这个主义喊得山摇地动。现在你看看，到处是无政府主义、工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连我儿子也一口一个巴枯宁。你说，当务之急是不是要大力鼓吹马克思主义？”
“伯格曼先生的意思也不是……”
“洋人知道什么！”陈独秀很快地打断对方，“最知中国者，唯你我！”
“仲甫，中国工人阶级数量已经很大，这是一个一无所有唯有镣铐的革命阶级，我们须要立即研究他们，发动他们……”
“够了！”陈独秀脸色通红，伸手一拍车挡，“停车！”
马蹄声停了。车夫回过头，一脸愕然。
陈独秀顾自跳下马车。着地的时候，陈独秀腿弯了一下，感到了膝关节的疼痛，毕竟牢坐长了。李大钊在车上喊：“仲甫！”
陈独秀没有理睬，虎着脸，走了几步。
后面一辆马车嘚嘚地赶上来，陈独秀回头看，正是高君曼的那辆。
高君曼大喊一声“当家的”，儿子和女儿一起招手：“爸爸！”
陈独秀于是便挤上了那辆双套马车，一把将黑子抱在膝上，黑子还高兴地说了一句“我可不嫌爸爸臭”。马车飞快地走了。
李大钊坐在自己的车上没有动弹，心里只叹息了一声。陈仲甫的固执是出了名的，但是他这样中途换马车，倒是没有想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