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坐在床头，一时没有睡意。可能是电力不足之故，电灯泡的昏黄犹如老年人的瞳孔。
自暑假结束之后，眼见得形势平静了些，抓捕之风略敛，李大钊遂带家小自昌黎返回了京宅。叫李大钊揪心的是，陈独秀仍旧寝食于铁栅之中。两天前他邀高君曼带着黑子和喜子来后闸胡同吃了一顿饺子，但他的宽心话说得再多，也没能止住君曼嫂子的泪水。
李大钊决意去探视一次陈独秀，妻子很赞成。妻子说我陪你去。
这会儿赵纫兰进房了，坐上床头，手脚麻利，把煮熟的鸡蛋一个个往篮子里装。
“一个工字，一个人字，合作一块，就是一个天字。”李大钊若有所思，“工人，就是天。我们在天底下走，往往看地不看天。就是看着天吧，也没一回看得明白。我们对工人的境遇实在了解太少。而说到底，革命，变天，就是变工人坐天下！”
“这也是那个俄国人说的话？”妻子问丈夫，“俄国人能知道一个工字、一个人字，就是一个天字？”
赵纫兰知道丈夫近来走了一趟天津俄租界，去会了一个叫伯特曼的俄国人，那人是苏联共产党人。他们的见面是天津北洋大学的一个学生撮合的，那个学生叫张太雷。作为俄共布尔什维克中央西伯利亚局的工作人员，伯特曼很想会见一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张太雷当时对他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舍李大钊先生，还有谁？
伯特曼于是说，张同志能牵个线吗？
李大钊自与伯特曼见面之后，老是说到工人阶级与工人运动，他以前不曾经常这样说。这个变化赵纫兰注意到了。
“不，不，”李大钊笑着回答妻子，“工字，人字，合成一个天字，当然不是俄国人能说的话。这是我的话。但是我想，这肯定也是伯特曼先生的意思。”
“你就是想跟陈先生说这些话？”
“说实在话，我得了个什么想法，第一个想与之交流的，就是仲甫。真的，纫兰，我确实很想把我的想法告诉仲甫。他说他想念我，我知道是为什么。他不是想我这个人，而是在想一种道理。他以前鼓吹德先生与赛先生，这是对的。但是他找不着一种切实的方法，一种交通器具，可以让这两位先生登陆中国。现在，他每天摸着牢狱的铁窗，开始懂了，知道吗，他开始懂了，知道非得用铁的手段来砸碎旧有的国家机器不可了。”
“所以他想你了。”
“就是这个道理。当然，我也想他呀。啊哟你看你，够了够了！”
“什么？”
李大钊跳下床：“鸡蛋！我是说鸡蛋！你怎么放那么多？你不能放这么多，放得多，感觉不好。”
“怎么？”
“仲甫坐牢，时间会很长。”李大钊这么说的时候，眼里甚至有了泪光。
妻子赶紧将满篮子的鸡蛋往外取。“也不知陈先生瘦成什么样子了！”她叹气说，“牢里能有什么吃的？你老家村头的那个二杆子，不是做过牢头禁子吗？他说他得的活钱，一大半都是牢饭里扣的。”
李大钊改变了主意：“那就放回去。”
他自己动手，将妻子取出的熟鸡蛋又一只只放了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