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后来知道那个叫夏秀峰的学生还不是北大的，是高工的。他当时只感觉到，一直留在他自己眼眶里的那粒不曾流下来的泪珠儿，不经意之间，已经变成一粒非常耀眼的火星儿了。中国现代史后来证明，1919年5月初的蔡元培对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在成为北大的一粒火星之后，北大就成为了中国的一粒火星。
蔡元培说的这些话以及这些话所引起的火爆场面，李大钊转述得绘声绘色。李大钊还不时摘下眼镜，擦拭一下镜片上的泪水。陈独秀听着，鼻孔也发酸，但是他没有掉泪。陈独秀从不轻易掉泪，他甚至忘记了上一次掉泪是在哪一年。他只有愤怒。
李大钊走后，陈独秀的牙关一直紧咬着。
这些学生！这个政府！这个国家！
这两天，他的妻子高君曼也很有点火气。
现在，她两手叉腰，又冲院子嚷嚷：“干吗呀？再怎么着，也得凑个时辰呀！”
进北京两年一个月，高君曼说话也溜了，半腔京片子。
喜子和黑子跪在炕上，凑着玻璃窗看院子。院子里昏昏花花一片，挤着人，看上去都是长衫和眼镜。
干燥的5月2日之夜，星星眨眼，所有眼镜后面的眼球也如眨眼之星。这个夜晚是非常时刻，空气中有导火索燃烧的吱吱之声。在这样的时刻，学生们不能不黑压压地麇集于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中国思想界巨人的声音，对他们而言，至关重要。
就在几个钟头之前，《国民》杂志社的社务会议作出一项决定，决定立即通告北京大学全体同学，于次日晚上7时在北大三院礼堂举行学生大会，并邀高师、工专、农专、法专等校代表一起参加，讨论应急行动步骤。
但是高君曼像个门神。
从门隙中透出的灯光打在高君曼挺拔的鼻梁上，她的眼珠子像白天一样闪着黑色的光。
“我知道，全知道，”高君曼尽量压着声音说，“我知道青岛要亡了，我知道山东要亡了，可我更加知道这会儿陈先生病重，这会儿他烫得像块炭。同学们，他要这么劳累下去，他也得亡！”
“中国遭祸了，节骨眼上了，我们要听陈先生的声音！”一个名叫邓中夏的学生这样说。
又有同学说：“师母，陈先生是我们的旗帜！”
“他受风寒了，知道不？”高君曼说，“风大，旗帜不能老插着，知道不？你们今天晚上把这面旗帜收起来，抽屉里放一放，行不？”
学生们没有动弹的，只见黑压压的沉默的一片。这年头，年轻人特别顽固。
高君曼气恨恨掩上门，这时候就听屋里的陈独秀在说：你良心坏了。
“你胡说什么？”高君曼脸上挂不住了，三步两步就跳进了屋。她看见丈夫乖乖地趴着，光背脊上吸附着三只小小的火罐。
“我要出去！”陈独秀低声吼，像头受伤的狮子，“君曼你今天良心坏了。”
“你自己想想，你今儿腿脚硬不硬？你额头烫不烫？你能下床吗？”
“你今天是叫我受刑！”陈独秀软绵绵的声音里有咆哮的味道。
高君曼不理他，自顾出门。
“你们的先生今天是病人，”高君曼仍然这样对顽固的学生们说，试图以情动人。“病人啥都不图就图个安静，你们今儿饶了他好不好？你们要真关心你们的先生，能不能帮我走一走药渣儿，带带先生的病？”
年轻的长衫们沉默。
高君曼端过一只药罐子，抓起药渣，冲着学生一把把地抖。学生们沉默地从两边让开。药渣如同失去了光泽的星星，粘连成一条模模糊糊的黑色银河，从台阶上一直蜿蜒到大门口。
学生们鱼贯而出。
布鞋底子上，皮鞋底子上，药渣发出了脆裂的呻吟。
在药渣的声音还没有结束的时候，随着一声大喝，房门开了。
陈独秀出了门，在门口昂首而站。屋内灯光漏出来，把他光溜溜的背脊打成斑马，而三只小火罐子依然颤颤地吸附在他的后背脊上。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而来！”陈独秀把着急的妻子推到身后，“你们是为巴黎而来！我告诉你们，同学们，实际上，中国的外交不会断送于巴黎，而只会断送于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