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江非试图在他的诗歌中完成从平民到精英的角色转换，试图超越“观察／歌唱——记录／表现”的“乐府—史诗”模式，从而营造“认知——表达——行动”的自足诗学体系。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自觉担当人民（穷人）代言人的时候，在尽情表达“人民在劳动、人民在思想、人民在动情”，表达“我在想”（《提纲》）的时候，江非又似乎不自觉地偏离了真正的人文精神，露出了若许“民粹”倾向，结果就让情绪霸占了思想，倾向挤垮了立场，使他的诗歌大地失去了应有的坚实和厚度。再者，由于对史学价值和社会学价值的极端看重，又使江非耽于“现场直播”和“正面报道”的氛围中，使他只顾言说“实况”，反而容易出现一种自障式的失聪状态，失聪的同时意味着失语，使其只知道自己在滔滔不绝，不知道到底说了什么，既无从听取源自心灵的召唤，也无以面向内心发问。还有，因为刻意追求歌谣化，为了照顾节奏和韵脚，有时不免出现“凑份子、顺口溜”的词句，虽然口感不错，却伤了诗味。
“这贫乏时代里诗人何为？”荷尔德林说过，诗人就像酒神的神圣祭司，在神圣的黑夜里走遍大地。可是在这饿死诗人的时代，大地何在，诗意何存？在这个地面沉陷，诗性沦丧的时代，做一个诗人该是何等孤绝？无疑，江非的诗正在露出地平线，正在溢出熹微之光，确是令人欣悦的。“哪里有贫乏，哪里就有诗性。”海德格尔的说法更让我对江非抱有高远的期待，作为一个诗人，一个平墩湖的诗人，一个中国诗人，仅仅咏唱显然不够，仅仅记载显然不够，仅仅批判也显然不够。如何才能“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的踪迹”，“在世界黑夜的时代里道说神圣”？［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年版，第410页。如何才能成为“大地的转换者”，把陷入历史迷误的大地转换成诗意的大地，把可见（人们意欲占有的物质的东西）转换成不可见（心灵内在的东西）？显然，江非并未像里尔克追求的那样，“把这个羸弱、短暂的大地深深地、痛苦地、充满激情地铭记在心，使它的本质在我们心中再一次‘不可见地’苏生”［德］里尔克：《杜伊诺哀歌》附录之四，转引自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195页。。目前的江非还是逡巡在“摹仿世相、捕捉感觉”的小路上，不但没有触摸到大地的神经，也没有开掘到内心深处，只是用自己的思维惰性饲喂着读者的理解惰性，相互串演着一折“人人说俺家乡好”的“千古绝唱”。因此，对江非来说，面临着告别与回返的双重抉择。可是，假如需要告别，应该告别什么？假如需要回返，又该回返何处？我也一次次这样问过自己，却又无从回答。大道无形，逝者如斯，或如苏格拉底所说：我去死，你们去活，究竟谁的去路好，唯有天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