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智诚的参战愿望遭到了大家的反对。
陈永思说：“你现在还是个老百姓，怎么能够上前线？”
蔡智诚立刻表示：“那么你赶紧收我入伍！”
王光炜乐了：“入伍总要办个手续。再说，即使你当了军人，是否上前线也要听从官长的命令，哪能想去就去的。”
蔡智诚很不服气，心说，人家那些“棒棒脑壳”、“黑脚杆”，绳子一捆就当兵打仗了，怎么到了我这里就这么麻烦？
可是，王光炜和陈永思都不理睬他，自顾自走到一边，商量起公事来。蔡智诚郁闷得不行，只好找个话茬，把开车的杨三骂了一顿。
公路上，309团的队伍还在行进。这时候，队列里忽然有人喊：“四少爷！”蔡智诚循声望去——咦？是他以前的“小跟班”游湘江。
游湘江是蔡家厨师的儿子，比蔡智诚大两岁，小时候跟蔡智诚一起上学，每天帮四少爷背书包。不过他这个书童读起书来既不聪明也不刻苦，所以后来就辍学到工厂里当学徒，再后来又进了何知重[1]办的军士队，打了几年仗，如今已升为上尉连长。
跟班遇见少爷，当然要聊几句。游连长听说蔡同学是来当兵打仗的，立刻大摇其头：“我们这些粗人打打杀杀是理所当然，你这个搞科学的贵重人也跑出来冒险，损失太大了……”
蔡智诚最听不得这种话，当即就嚷嚷起来：“国家是全体中国人的，你可以上前线杀敌，我也有义务报国！”几句话搞得游湘江和杨三都不敢再吭声，大家不欢而散。
下午，队伍进了保山县城。王光炜径直去军部报到了，陈永思团长则带着蔡智诚去103师的师部。王光炜原先在103师当过团长，这次到云南，估摸着自己可能是要接替这个师的师长，所以刻意“避嫌”，不想和现任师长打交道。
那么，蔡智诚这么个小青年参军，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师部呢？——这和他的家庭背景有关系。
民国时期，贵州军政界的显要人物要么是遵义人（比如王家烈、柏辉章），要么是兴义人、安顺人（比如何应钦、谷正伦），前者比较“土”，后者比较“洋”。蔡家是遵义名门，与当地的土军阀素有来往，而蔡式超又在外面读过书，与何应钦的两个弟弟何辑五、何纵炎是同学，所以能够在“土”“洋”两边都说得上话。蔡式超本身是个“办实业”的局外人，与争权夺利没有什么关系，但传话送信的事情干多了，军界上层也都知道有个“爱管闲事”的蔡老板，多多少少总要给他点面子。
蔡家与何家是世交，蔡家的孩子称何应钦为“世伯”。而这时在保山，第8军军长正是何应钦的侄子何绍周[2]，所以蔡新兵与何军长可以算是世家兄弟，办理他入伍的手续当然就需要由师一级的单位经手了。
在国民党的大员中，何应钦的“私人势力”并不算强，直到抗战中期才拉起一支黔军班底的第8军。老何自己没有子女，因此就把第8军交给了自己的侄儿何绍周。可陈诚却看不过眼，愣是把李弥[3]派到第8军来当副军长，从中掺上一把沙子。
第8军下属三个师，按战斗力排列依次为——荣1师、103师和82师。
荣誉第1师是由湘西和贵州籍伤愈士兵组成的部队，算是半个黔军。但这个师一直处于“陈诚系”的掌控之下，从师长到团长、营长都是陈诚和李弥的人，何军长根本就调不动；82师是贵州部队，师长王伯勋[4]是何应钦的亲信。这个师虽然听从何绍周的指挥，但本身的战斗力太弱，所以何军长在第8军真正能指望的主力只有103师。
103师的前任师长就是何绍周自己，现任师长是熊绶春[5]。这熊绶春也是陈诚的亲信，因此，何军长就总是琢磨着要换掉这个师长。他给103师下命令的时候，经常越过师部，直接传达到各团，生生把熊师长给架空了。
这样一来，第8军总共三个师，一个不买军长的账、一个不买师长的账，还有一个实力太弱，其战斗力可想而知。
不过，蔡智诚当时并不知道这些派系纷争。在师部，他看见三十多岁的熊绶春师长愁眉苦脸，心事重重，外表比实际年龄老得多。
陈永思给熊师长介绍了蔡智诚，说了句“这是何军长的亲戚”，接着就和103师的副师长郭惠苍[6]商量起来，建议“先在师部安排一个书记官的职务，然后报送军部，推荐到青年军去任职”。
团长和副师长自作主张，师长熊绶春不置可否，皱着眉头一言不发，一副很不高兴的模样。
看见这个情形，蔡智诚心想：“熊师长一定把我当成了投机钻营的小人。”于是就主动表态说：“两位师长，你们现在很忙，我本不该来此打扰。蔡智诚到军队是来帮忙的，不是来添乱的，大战将至，个人的小事不劳长官费心，只要请派我上火线杀敌就行了。”
听到这番话，熊绶春的脸色明显开朗了许多，态度也和蔼起来。他询问了蔡同学的情况，用沙哑的嗓音说道：“你还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最好先去教导队锻炼一下，这样对你有好处。至于是留在本师还是去青年军，等训练完毕以后再作决定吧。”然后又和气地握了握这个新兵的手：“年轻人，好自为之，我们还指望你给军队帮忙呢。”
熊绶春的手软软的、湿湿的，说话的语调不高。这时候，蔡同学还没有养成行军礼的习惯，心里一激动，本能地给师长鞠了个躬。这不伦不类的礼节惹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蔡智诚不会想到，几年以后，在双堆集，他和熊绶春还将会有一次告别——依然是软软的、湿湿的手，依然是低沉沙哑的语调，依然没有敬军礼而是鞠了一个躬——只是，他没能实现自己的诺言，最终也没能帮上熊绶春的忙。
103师教导队实际上就是新兵训练营，蔡智诚在这里不知道算是个什么角色。他每天东游西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人管束他，更没有谁安排他站岗出操。
教导队里有一群新到的壮丁，据说本来有两千多人。可是从师管区送到这里就只剩下了一千三，一路上有的跑了，有的死了，侥幸走到兵营的也被折腾得气息奄奄像活鬼一样，离死也差不了多远。
以前，蔡智诚没怎么接触过贫苦农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这些人，他首先的印象是“真能吃”——几十个大木桶装满了糙米饭，没有菜也没有汤，一眨眼的工夫就吃完了。壮丁们抹着嘴，东张西望，一副意犹未尽的表情，好像再来几十桶也照样能干光。
除了吃，别的本事就不行了。出操站队连前后左右都分不清，光是“向左转”和“向右转”就学了两个钟头，教官再喊一声“向后转”，这些家伙却不知道转身，居然“咚咚咚”地倒退几步，把蔡智诚的肚子都笑痛了。
蔡智诚也尝试着与壮丁们交谈，说些“你家在哪里？”“家里有哪些人？”之类的话。可这些新兵要么把脑袋埋得深深的，要么就睁着惊恐的眼睛不言语，仿佛不是在谈心而是在应付审问，弄得蔡智诚十分没趣。
隔了两天，教导队的许大队长找蔡智诚谈话，要求他不要和壮丁们那么亲近。
“为什么？”蔡同学十分纳闷。他还一门心思地准备教育新兵，提高他们的精神素质呢。
“老弟，在教导队就必须严、必须凶。你想，新兵都是些老百姓，不对他们凶一点狠一点，他们就觉得像在家里一样，吊儿郎当，如何能养成服从上级、遵守纪律的习惯？再说了，我们这里太客气，让他们把心放宽了，日后进了部队，遇到厉害的带兵官，这些人就会觉得受不了，到时候他们有武器有技术，一旦生了反骨就容易打黑枪、闹哗变，后果不堪设想……”
许大队长还说：“常言道，心慈不带兵。军队本来就是个舔血吃饭的地方，大家的脑门上顶着个‘死’字，个个都是打骂出来的。蔡老弟呀，天底下能有几个人像你有这么好的福气。”
队长的语气很委婉，可眼神却是冷冰冰的。蔡智诚能够感觉到，那眼神中其实还藏着另一句潜台词：“别忘了，你自己也是个新兵，少来这里冒充教官……”
于是，从这以后，蔡智诚只好离壮丁们远远的，再也不主动套近乎了。
新兵营里每天都有人死亡。
那些犯了过错的新兵，有的被吊起来打军棍，有的被拉到操场边上，“嘭”的一枪毙掉了，没有审判也没有记录。谁也弄不清弃尸坑里埋的是什么人，一条人命就这么消失在荒野之中。
又过了几天，教导队给新兵发枪，开始练习实弹射击。
靶场的四周架起了机枪，这是防备新兵借机哗变。在这样的氛围下，人们的心情十分紧张，各种事故也频频发生。
正在上子弹的时候，“砰”的一声，操作失误，后排的人把前排的打死了。新兵们顿时惊慌失措，吓得四散开来，谁也不敢站在前头。教官拎着军棍冲过去，劈头盖脑一顿猛揍：“怕什么！今天不死明天死，上了战场都是这样，不是打死别人就是被别人打死。”随即下令把尸体拖走，继续射击。
没过多久，“砰”又是一声，又是什么人动作失误，自己把自己打死了……练了几天枪，每天都要发生好几起类似事件。到最后新兵们都麻木了，死了人也无所谓，趴在血泊边上继续打枪。
于是，蔡智诚渐渐明白了军人们野蛮粗鲁的缘由——因为他们就是被这种粗暴的方法训练出来的——这样的训练，能够形成服从、恐惧和仇恨，却不能培养出忠诚、团结和友爱。
在新兵训练营里，没有亲切的交谈，没有笑声，没有歌声，除了长官的呵斥就是士兵的哭叫。这让蔡智诚觉得很难受，他实在无法习惯这种压抑的氛围。幸好，教导队并不干涉蔡智诚的自由，他可以随时溜出营地去散心。
教导队是跟着103师行动的。两个月来，他们从保山县城移动到了惠通桥附近，已经能够听见松山阵地上的炮声了。
新兵营旁边就是第8军的野战医院，每天都有担架队在这里进进出出。但是，蔡智诚从没有进医院去看过，这时候的他还有点怕见血，怕听到伤兵的哭喊声。
蔡智诚比较喜欢到惠通桥头去看高射炮阵地。
阵地上有三门高射炮，每门炮都有一个美国兵负责指挥。因为日本飞机难得飞来一次，所以这些炮兵也就无事可做，整天躺在草地上晒太阳。过路的老百姓开玩笑，冲他们嚷“美国佬，快起床，日本鬼子打来了！”洋人们就“OK、OK”地爬起来，先跑到大炮跟前装模做样地用嘴巴发出射击的声音，然后又装成日本飞机的样子摇摇晃晃地栽倒在草地上。大家哈哈一乐，他们就继续晒太阳、睡大觉。
蔡智诚很喜欢这几个美国人，他觉得这几个外国士兵对中国老百姓的态度，比我们自己的军队还要显得和善得多。
在惠通桥附近，来来往往的老百姓很多，而且他们好像也不怕打仗。
在民国时期，中央政府行使权力的基本单位是保甲，保甲制度执行得严厉的地方，兵役任务重，税收负担也重。可云南这里的土皇帝是龙云，不怎么买中央的账，保甲制就有点行不通。云南人当兵只进滇军，不补充老蒋的部队，所以这里的征兵数量并不大，税赋也不多，到处可以看见青年男女逛来逛去，嘻嘻哈哈。
让后勤单位最头疼的就是当地的年轻人，因为他们会偷东西。军车停在路边上，稍不注意就被搬空了，连车轮子都被卸掉推走。虽然很快就能在地摊上找到这些失窃的物品，可那需要再花钱买回来。龙云十分袒护云南人，蒋委员长当时也不敢得罪这个土皇帝，所以中央军也就拿偷东西的人没办法，只有自己多加小心，注意防范。
当然，当地民众还是积极支援中国军队抗战的，松山前线的弹药物资全靠云南马帮进行运输。腾冲这里的少数民族比较多，男女平等，所以马帮队伍里既有小伙子也有大姑娘，男男女女打扮得花枝招展，有说有笑，一副开开心心的样子，知道的晓得他们是要上前线，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去赶集呢。
有一段时间，马帮运送的全是炸药。没过几天，就听男女青年们回来说：“好厉害的爆炸哦，整座山都蹦起来了。”那份高兴劲，就像是看了一场精彩的大戏一般——蔡智诚这才知道，82师实施坑道爆破，把松山主高地打下来了。
82师拿下了松山主高地，而103师却仍然在打攻坚战。
几乎每天都有军官到教导队来征调补充兵，新兵营里的壮丁几乎被调光了，可蔡智诚却还是闲着——许队长就是不点他的名。
不过，蔡智诚也不是无事可做。那些日子里，他正在研究“新式武器”。
8月份，103师装备了一批火焰喷射器（当时叫“喷火枪”），新兵训练营也领来了几枝。在这以前，教官们谁也没见过这玩意儿，都不知道怎么操作。好在箱子里有一本英文说明书，蔡智诚能看懂，折腾了一阵就把所有的机关都弄明白了。
“喷火枪”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两个15升的罐子，一个装凝固汽油（普通汽油中加入凝固粉）、另一个装压缩空气，油料经过软管压迫进喷枪，击发点火之后就喷射出去。火焰的温度超过了600度，虽然不能把钢铁融化，但是能把铁烧红。
蔡智诚反复试验了好多次，发现教导队的这几把喷火枪都不合标准。说明书上说可以喷射80米，实际射程只能达到40米；书上说标准射击能重复八到十次，而实际最多只能击发六次。这大概是由于压缩气瓶不过关，造成压源的力量不够，所以实战中需要配一个助手，背着补充气瓶跟着跑。
9月初的一天，蔡智诚正在教导队门口闲坐，突然看见王光炜上校跑了过来，冲着许队长直嚷嚷：“你这里还有多少兵？全都给我拉出来！”
这时，新兵营里只剩下几个傻头傻脑的“歪瓜劣枣”，让他们上前线简直就是送死。蔡智诚急忙扯住王光炜，一个劲地要求：“带我去！带我去打仗！”
“你去干什么？学会放枪了么？”
“我早就会打枪了，我还会用喷火器，比他们都强！”
听说蔡智诚懂得使用火焰喷射器，王上校想了想，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带上喷火枪，跟我走。”
于是，从这一天起，新兵蔡智诚就正式踏上了战场。
[1] 何知重，贵州遵义人，王家烈的表弟，曾任国民党103师师长、86军军长、46军军长，抗战后赋闲在家，1976年病逝于贵州。
[2] 何绍周，贵州兴义人，黄埔一期生，曾任国民党税警第一总团团长、103师师长、第8军军长、昆明警备司令、第19兵团司令等职，1980年病逝于美国。
[3] 李弥，云南人，黄埔四期生，历任国民党保安16团团长，96师268旅旅长，荣誉第一师师长，第8军副军长、军长，第13兵团司令等职，1973年在台湾病逝。
[4] 王伯勋，贵州安龙人，曾任国民党82师师长、103师师长、整编第8师师长、39军军长、19兵团副司令，1949年12月起义，解放后任贵州省交通厅厅长、省政协副主席。
[5] 熊绶春，江西南昌人，黄埔三期生，曾任国民党103师副师长、师长，整编第10师师长，第14军副军长、军长，淮海战役中阵亡。
[6] 郭惠苍，贵州遵义人，曾任国民党103师副师长、92军21师师长，1947年在东北被解放军俘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