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国民党的新兵营

蔡智诚的参战愿望遭到了大家的反对。

陈永思说:“你现在还是个老百姓,怎么能够上前线?”

蔡智诚立刻表示:“那么你赶紧收我入伍!”

王光炜乐了:“入伍总要办个手续。再说,即使你当了军人,是否上前线也要听从官长的命令,哪能想去就去的。”

蔡智诚很不服气,心说,人家那些“棒棒脑壳”、“黑脚杆”,绳子一捆就当兵打仗了,怎么到了我这里就这么麻烦?

可是,王光炜和陈永思都不理睬他,自顾自走到一边,商量起公事来。蔡智诚郁闷得不行,只好找个话茬,把开车的杨三骂了一顿。

公路上,309团的队伍还在行进。这时候,队列里忽然有人喊:“四少爷!”蔡智诚循声望去——咦?是他以前的“小跟班”游湘江。

游湘江是蔡家厨师的儿子,比蔡智诚大两岁,小时候跟蔡智诚一起上学,每天帮四少爷背书包。不过他这个书童读起书来既不聪明也不刻苦,所以后来就辍学到工厂里当学徒,再后来又进了何知重[1]办的军士队,打了几年仗,如今已升为上尉连长。

跟班遇见少爷,当然要聊几句。游连长听说蔡同学是来当兵打仗的,立刻大摇其头:“我们这些粗人打打杀杀是理所当然,你这个搞科学的贵重人也跑出来冒险,损失太大了……”

蔡智诚最听不得这种话,当即就嚷嚷起来:“国家是全体中国人的,你可以上前线杀敌,我也有义务报国!”几句话搞得游湘江和杨三都不敢再吭声,大家不欢而散。

下午,队伍进了保山县城。王光炜径直去军部报到了,陈永思团长则带着蔡智诚去103师的师部。王光炜原先在103师当过团长,这次到云南,估摸着自己可能是要接替这个师的师长,所以刻意“避嫌”,不想和现任师长打交道。

那么,蔡智诚这么个小青年参军,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师部呢?——这和他的家庭背景有关系。

民国时期,贵州军政界的显要人物要么是遵义人(比如王家烈、柏辉章),要么是兴义人、安顺人(比如何应钦、谷正伦),前者比较“土”,后者比较“洋”。蔡家是遵义名门,与当地的土军阀素有来往,而蔡式超又在外面读过书,与何应钦的两个弟弟何辑五、何纵炎是同学,所以能够在“土”“洋”两边都说得上话。蔡式超本身是个“办实业”的局外人,与争权夺利没有什么关系,但传话送信的事情干多了,军界上层也都知道有个“爱管闲事”的蔡老板,多多少少总要给他点面子。

蔡家与何家是世交,蔡家的孩子称何应钦为“世伯”。而这时在保山,第8军军长正是何应钦的侄子何绍周[2],所以蔡新兵与何军长可以算是世家兄弟,办理他入伍的手续当然就需要由师一级的单位经手了。

在国民党的大员中,何应钦的“私人势力”并不算强,直到抗战中期才拉起一支黔军班底的第8军。老何自己没有子女,因此就把第8军交给了自己的侄儿何绍周。可陈诚却看不过眼,愣是把李弥[3]派到第8军来当副军长,从中掺上一把沙子。

第8军下属三个师,按战斗力排列依次为——荣1师、103师和82师。

荣誉第1师是由湘西和贵州籍伤愈士兵组成的部队,算是半个黔军。但这个师一直处于“陈诚系”的掌控之下,从师长到团长、营长都是陈诚和李弥的人,何军长根本就调不动;82师是贵州部队,师长王伯勋[4]是何应钦的亲信。这个师虽然听从何绍周的指挥,但本身的战斗力太弱,所以何军长在第8军真正能指望的主力只有103师。

103师的前任师长就是何绍周自己,现任师长是熊绶春[5]。这熊绶春也是陈诚的亲信,因此,何军长就总是琢磨着要换掉这个师长。他给103师下命令的时候,经常越过师部,直接传达到各团,生生把熊师长给架空了。

这样一来,第8军总共三个师,一个不买军长的账、一个不买师长的账,还有一个实力太弱,其战斗力可想而知。

不过,蔡智诚当时并不知道这些派系纷争。在师部,他看见三十多岁的熊绶春师长愁眉苦脸,心事重重,外表比实际年龄老得多。

陈永思给熊师长介绍了蔡智诚,说了句“这是何军长的亲戚”,接着就和103师的副师长郭惠苍[6]商量起来,建议“先在师部安排一个书记官的职务,然后报送军部,推荐到青年军去任职”。

团长和副师长自作主张,师长熊绶春不置可否,皱着眉头一言不发,一副很不高兴的模样。

看见这个情形,蔡智诚心想:“熊师长一定把我当成了投机钻营的小人。”于是就主动表态说:“两位师长,你们现在很忙,我本不该来此打扰。蔡智诚到军队是来帮忙的,不是来添乱的,大战将至,个人的小事不劳长官费心,只要请派我上火线杀敌就行了。”

听到这番话,熊绶春的脸色明显开朗了许多,态度也和蔼起来。他询问了蔡同学的情况,用沙哑的嗓音说道:“你还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最好先去教导队锻炼一下,这样对你有好处。至于是留在本师还是去青年军,等训练完毕以后再作决定吧。”然后又和气地握了握这个新兵的手:“年轻人,好自为之,我们还指望你给军队帮忙呢。”

熊绶春的手软软的、湿湿的,说话的语调不高。这时候,蔡同学还没有养成行军礼的习惯,心里一激动,本能地给师长鞠了个躬。这不伦不类的礼节惹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蔡智诚不会想到,几年以后,在双堆集,他和熊绶春还将会有一次告别——依然是软软的、湿湿的手,依然是低沉沙哑的语调,依然没有敬军礼而是鞠了一个躬——只是,他没能实现自己的诺言,最终也没能帮上熊绶春的忙。

103师教导队实际上就是新兵训练营,蔡智诚在这里不知道算是个什么角色。他每天东游西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人管束他,更没有谁安排他站岗出操。

教导队里有一群新到的壮丁,据说本来有两千多人。可是从师管区送到这里就只剩下了一千三,一路上有的跑了,有的死了,侥幸走到兵营的也被折腾得气息奄奄像活鬼一样,离死也差不了多远。

以前,蔡智诚没怎么接触过贫苦农民,第一次近距离观察这些人,他首先的印象是“真能吃”——几十个大木桶装满了糙米饭,没有菜也没有汤,一眨眼的工夫就吃完了。壮丁们抹着嘴,东张西望,一副意犹未尽的表情,好像再来几十桶也照样能干光。

除了吃,别的本事就不行了。出操站队连前后左右都分不清,光是“向左转”和“向右转”就学了两个钟头,教官再喊一声“向后转”,这些家伙却不知道转身,居然“咚咚咚”地倒退几步,把蔡智诚的肚子都笑痛了。

蔡智诚也尝试着与壮丁们交谈,说些“你家在哪里?”“家里有哪些人?”之类的话。可这些新兵要么把脑袋埋得深深的,要么就睁着惊恐的眼睛不言语,仿佛不是在谈心而是在应付审问,弄得蔡智诚十分没趣。

隔了两天,教导队的许大队长找蔡智诚谈话,要求他不要和壮丁们那么亲近。

“为什么?”蔡同学十分纳闷。他还一门心思地准备教育新兵,提高他们的精神素质呢。

“老弟,在教导队就必须严、必须凶。你想,新兵都是些老百姓,不对他们凶一点狠一点,他们就觉得像在家里一样,吊儿郎当,如何能养成服从上级、遵守纪律的习惯?再说了,我们这里太客气,让他们把心放宽了,日后进了部队,遇到厉害的带兵官,这些人就会觉得受不了,到时候他们有武器有技术,一旦生了反骨就容易打黑枪、闹哗变,后果不堪设想……”

许大队长还说:“常言道,心慈不带兵。军队本来就是个舔血吃饭的地方,大家的脑门上顶着个‘死’字,个个都是打骂出来的。蔡老弟呀,天底下能有几个人像你有这么好的福气。”

队长的语气很委婉,可眼神却是冷冰冰的。蔡智诚能够感觉到,那眼神中其实还藏着另一句潜台词:“别忘了,你自己也是个新兵,少来这里冒充教官……”

于是,从这以后,蔡智诚只好离壮丁们远远的,再也不主动套近乎了。

新兵营里每天都有人死亡。

那些犯了过错的新兵,有的被吊起来打军棍,有的被拉到操场边上,“嘭”的一枪毙掉了,没有审判也没有记录。谁也弄不清弃尸坑里埋的是什么人,一条人命就这么消失在荒野之中。

又过了几天,教导队给新兵发枪,开始练习实弹射击。

靶场的四周架起了机枪,这是防备新兵借机哗变。在这样的氛围下,人们的心情十分紧张,各种事故也频频发生。

正在上子弹的时候,“砰”的一声,操作失误,后排的人把前排的打死了。新兵们顿时惊慌失措,吓得四散开来,谁也不敢站在前头。教官拎着军棍冲过去,劈头盖脑一顿猛揍:“怕什么!今天不死明天死,上了战场都是这样,不是打死别人就是被别人打死。”随即下令把尸体拖走,继续射击。

没过多久,“砰”又是一声,又是什么人动作失误,自己把自己打死了……练了几天枪,每天都要发生好几起类似事件。到最后新兵们都麻木了,死了人也无所谓,趴在血泊边上继续打枪。

于是,蔡智诚渐渐明白了军人们野蛮粗鲁的缘由——因为他们就是被这种粗暴的方法训练出来的——这样的训练,能够形成服从、恐惧和仇恨,却不能培养出忠诚、团结和友爱。

在新兵训练营里,没有亲切的交谈,没有笑声,没有歌声,除了长官的呵斥就是士兵的哭叫。这让蔡智诚觉得很难受,他实在无法习惯这种压抑的氛围。幸好,教导队并不干涉蔡智诚的自由,他可以随时溜出营地去散心。

教导队是跟着103师行动的。两个月来,他们从保山县城移动到了惠通桥附近,已经能够听见松山阵地上的炮声了。

新兵营旁边就是第8军的野战医院,每天都有担架队在这里进进出出。但是,蔡智诚从没有进医院去看过,这时候的他还有点怕见血,怕听到伤兵的哭喊声。

蔡智诚比较喜欢到惠通桥头去看高射炮阵地。

阵地上有三门高射炮,每门炮都有一个美国兵负责指挥。因为日本飞机难得飞来一次,所以这些炮兵也就无事可做,整天躺在草地上晒太阳。过路的老百姓开玩笑,冲他们嚷“美国佬,快起床,日本鬼子打来了!”洋人们就“OK、OK”地爬起来,先跑到大炮跟前装模做样地用嘴巴发出射击的声音,然后又装成日本飞机的样子摇摇晃晃地栽倒在草地上。大家哈哈一乐,他们就继续晒太阳、睡大觉。

蔡智诚很喜欢这几个美国人,他觉得这几个外国士兵对中国老百姓的态度,比我们自己的军队还要显得和善得多。

在惠通桥附近,来来往往的老百姓很多,而且他们好像也不怕打仗。

在民国时期,中央政府行使权力的基本单位是保甲,保甲制度执行得严厉的地方,兵役任务重,税收负担也重。可云南这里的土皇帝是龙云,不怎么买中央的账,保甲制就有点行不通。云南人当兵只进滇军,不补充老蒋的部队,所以这里的征兵数量并不大,税赋也不多,到处可以看见青年男女逛来逛去,嘻嘻哈哈。

让后勤单位最头疼的就是当地的年轻人,因为他们会偷东西。军车停在路边上,稍不注意就被搬空了,连车轮子都被卸掉推走。虽然很快就能在地摊上找到这些失窃的物品,可那需要再花钱买回来。龙云十分袒护云南人,蒋委员长当时也不敢得罪这个土皇帝,所以中央军也就拿偷东西的人没办法,只有自己多加小心,注意防范。

当然,当地民众还是积极支援中国军队抗战的,松山前线的弹药物资全靠云南马帮进行运输。腾冲这里的少数民族比较多,男女平等,所以马帮队伍里既有小伙子也有大姑娘,男男女女打扮得花枝招展,有说有笑,一副开开心心的样子,知道的晓得他们是要上前线,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去赶集呢。

有一段时间,马帮运送的全是炸药。没过几天,就听男女青年们回来说:“好厉害的爆炸哦,整座山都蹦起来了。”那份高兴劲,就像是看了一场精彩的大戏一般——蔡智诚这才知道,82师实施坑道爆破,把松山主高地打下来了。

82师拿下了松山主高地,而103师却仍然在打攻坚战。

几乎每天都有军官到教导队来征调补充兵,新兵营里的壮丁几乎被调光了,可蔡智诚却还是闲着——许队长就是不点他的名。

不过,蔡智诚也不是无事可做。那些日子里,他正在研究“新式武器”。

8月份,103师装备了一批火焰喷射器(当时叫“喷火枪”),新兵训练营也领来了几枝。在这以前,教官们谁也没见过这玩意儿,都不知道怎么操作。好在箱子里有一本英文说明书,蔡智诚能看懂,折腾了一阵就把所有的机关都弄明白了。

“喷火枪”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两个15升的罐子,一个装凝固汽油(普通汽油中加入凝固粉)、另一个装压缩空气,油料经过软管压迫进喷枪,击发点火之后就喷射出去。火焰的温度超过了600度,虽然不能把钢铁融化,但是能把铁烧红。

蔡智诚反复试验了好多次,发现教导队的这几把喷火枪都不合标准。说明书上说可以喷射80米,实际射程只能达到40米;书上说标准射击能重复八到十次,而实际最多只能击发六次。这大概是由于压缩气瓶不过关,造成压源的力量不够,所以实战中需要配一个助手,背着补充气瓶跟着跑。

9月初的一天,蔡智诚正在教导队门口闲坐,突然看见王光炜上校跑了过来,冲着许队长直嚷嚷:“你这里还有多少兵?全都给我拉出来!”

这时,新兵营里只剩下几个傻头傻脑的“歪瓜劣枣”,让他们上前线简直就是送死。蔡智诚急忙扯住王光炜,一个劲地要求:“带我去!带我去打仗!”

“你去干什么?学会放枪了么?”

“我早就会打枪了,我还会用喷火器,比他们都强!”

听说蔡智诚懂得使用火焰喷射器,王上校想了想,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带上喷火枪,跟我走。”

于是,从这一天起,新兵蔡智诚就正式踏上了战场。

[1]  何知重,贵州遵义人,王家烈的表弟,曾任国民党103师师长、86军军长、46军军长,抗战后赋闲在家,1976年病逝于贵州。

[2]  何绍周,贵州兴义人,黄埔一期生,曾任国民党税警第一总团团长、103师师长、第8军军长、昆明警备司令、第19兵团司令等职,1980年病逝于美国。

[3]   李弥,云南人,黄埔四期生,历任国民党保安16团团长,96师268旅旅长,荣誉第一师师长,第8军副军长、军长,第13兵团司令等职,1973年在台湾病逝。

[4]   王伯勋,贵州安龙人,曾任国民党82师师长、103师师长、整编第8师师长、39军军长、19兵团副司令,1949年12月起义,解放后任贵州省交通厅厅长、省政协副主席。

[5]   熊绶春,江西南昌人,黄埔三期生,曾任国民党103师副师长、师长,整编第10师师长,第14军副军长、军长,淮海战役中阵亡。

[6]   郭惠苍,贵州遵义人,曾任国民党103师副师长、92军21师师长,1947年在东北被解放军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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