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去云南投军

离开学校,蔡智诚就琢磨着到哪里去报名参军。

按理说,招兵的地方多得很,县、区、乡各级公所都在办理兵役。遵义当地就有个“师管区”,下设好几个“补充团”,隔三岔五地往前线送人,可蔡智诚却不愿意在那里报名,因为“遵义师管区”的新兵是补充到黔军部队的,这不符合蔡智诚的志向。蔡大学生的理想是参加“青年军”——蒋经国主任在浙大演讲时说过:“青年军是高素质的现代化军队,是民族的精英、国家的希望。”

想进“青年军”,最简便的办法是去找柏辉章。

1944年,柏将军正在家里赋闲,手里无职无权。但是,他先前担任赣南警备区司令的时候,赣南专员蒋经国是他的副司令。蔡智诚心想,如果请柏辉章写张条子,到青年军去找如日中天的蒋主任一定没有问题。

蔡家与柏家是街坊,两家大门距离不过四十米,彼此都是熟人。蔡智诚到了柏公馆,说明来意之后,柏辉章笑了笑,二话不说就磨墨捉笔准备写介绍信。可正在这时候,柏家的大爷柏继陶从楼上下来了。他对柏二爷说:“这事搞不得。蔡家老大在你手底下阵亡了,蔡家的幺妹也不见了,如今蔡老二还在前线扳命,你再把老四送上去,万一出了闪失,老街坊的脸面不好看。”

这柏继陶是个酱菜铺的老板,在琵琶桥边上卖豆瓣酱和熏腊肉,“柏家七杰”中只有他这个当大哥的没出过门也没当过官。可也怪了,柏家兄弟对这位土老财哥哥却十分敬重。就拿柏公馆来说,漂漂亮亮的一栋楼,柏辉章和弟弟们住楼下,楼上却只住着柏继陶一家人,真的把他当做了家长。

柏继陶对蔡智诚说:“蔡四娃,想当兵,请你爹来讲,年轻人不要东跑西跑的想精想怪。”

他这么一发话,柏辉章就放下毛笔伸懒腰。再想批条子,门儿都没有了。

没有介绍信,还可以到省城去想办法。

“贵州军管区”也有青年军的报名点,可蔡智诚却不敢去贵阳。因为这时候的贵阳市长是他父亲的老同学何辑五,蔡式超自己也正在省城的“管理委员会”当巡视员,蔡四娃倘若胆敢进城,被老爹“巡视”见了,非给抓起来送回学校不可。

无奈之下,只有另打主意——直接去云南投军。

只是去云南并不容易。公路上聚满了难民,绝大多数是准备去昆明的,这时候的客车车票要用金条来换,用钞票都买不到座位。蔡智诚当然没有黄金可以买客车票,他给父亲留了一封“告别信”,收拾起行装,然后就和普通难民一样在路边招手,找机会搭乘过路的货车。

路口上每过来一部卡车,都有无数的人拥上去讨价还价。货车的位置和客车一样紧俏,蔡智诚尝试了好多趟,次次无功而返。

折腾了一整天,傍晚的时候,终于让他等来了一个熟人——杨三。

这位杨三原先是蔡家老大蔡智明的马弁,蔡老大牺牲之后就跟着蔡老二蔡智仁学开车,然后就在交通二团当了个班长,从此不用扛枪冲锋还得了个发财的机会,因此对蔡家兄弟感激得不得了。

杨三的卡车正好要去云南的保山,听说“四少爷”想搭车,这家伙立刻就张大了嘴,露出一脸半哭半笑的表情。蔡智诚安慰他说:“你不用怕,该付多少钱我照给,总之不让你吃亏,反正在四楼给我留个位置就是了。”

“四层楼”是汽车兵的术语。抗战时期的车辆紧俏,军车出差时超载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通常,车厢的底部隐藏着一些违禁物资,这些走私品大多是长官交办的,沿途关卡心照不宣,只要不被人看见就好,这叫“一楼”;一楼的上面覆盖着规定运输的物品,这是“二楼”;在“规定运送物”的上边又摆放着各“公司商号”托运的零散物件,被称为“三楼”(三楼的运费是运输单位的外快,大家可以分成);车厢的最顶上就是“四楼”,全都是些搭乘顺风车的大活人。由于货物堆得太高,所以必须把这些乘客绑在架子上,要不然,汽车一颠簸,人就会掉下来。

蔡智诚有个当汽车营长的哥哥,当然懂得这里头的名堂。可他这么一说,杨三反而更加尴尬了:“四少爷坐车是我的运气,我高兴都来不及,肯定请你坐驾驶室,哪里敢收钱。只不过刚才接到了命令,有个什么上校也要坐这辆车,不知道他同不同意搭上你一起走……”

既然如此,只好看情况再说了。

晚上九点多钟,杨三的卡车来到了约定的路口。

只见卡车车厢堆成了一座小山,顶上还有个木头架子,密密麻麻绑满了人。

驾驶室里的上校探出头来看了看,然后就有个中尉副官拎着皮带爬上车顶,老老实实地把自己捆起来,留出车头的位置给蔡智诚坐。

上了车,定睛一看,才发现这位上校原来是自家的熟人,老街坊王光炜[1],难怪这么客气。

王光炜原本是“遵义师管区”补充团的团长,这时奉调到远征军第8军军部,正准备去云南保山报到。蔡智诚一听说“远征军”就兴奋起来,犟着王上校,非要他介绍自己进青年军不可。

开车的杨三这时才晓得蔡智诚不是去昆明玩耍,而是要参军,顿时吓坏了,立马就想掉头把他送回家去。

幸亏王光炜上校十分支持大学生的爱国热情。他告诉小蔡,青年军这时尚处于组建阶段,招录的大中专学生要先经过“三青团”的审查,如果稀里糊涂地跑去,人家是不收的。不过,他建议蔡智诚先跟他到103师入伍,再由第8军推荐去青年军。他还说,到时候,无论是205师还是207师,想进哪支部队都可以——这可把蔡智诚乐坏了,于是拿定主意,先去保山参军再说。

王光炜当了好几年的“补充团”团长,吃尽了招兵的苦头,现在突然遇到一个自愿入伍的冤大头,不由得十分开心,连连称赞“年青学生有觉悟”,谈话的兴致也就格外的高。

在路上,蔡智诚向王上校坦陈了自己对军队现状的看法,也解释了自己对未来的打算。王光炜却不置可否,他给蔡新兵算了一笔账:

遵义是贵州的大县,有五十一万人口,按通常比例,符合服役条件的人最多不过五万。抗战几年来,遵义县的服役人员已超过四万三,当地的征兵总量已达到极限。可现在,“师管区”和“军管区”给遵义下达的壮丁指标却提高到每个月一千,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处罚。怎么办?只有乱抓,看到青壮年男子就拖进兵营。

过去的规定是“三丁抽一”、“逢五抽二”,现在不论了,只要够条件就拉走;《兵役法》要求壮丁入伍前必须进行“国民军事训练”,现在也顾不上了,绳子一捆就往前线送。最早只是在乡下抓“黑脚杆”(农民),到后来,店铺的伙计也抓、工厂的工人也抓、无业的市民甚至外乡的难民也抓,反正遇见合适的就拉来。

为了躲避兵役,有的年轻男子把自己的脚搞断、把手指头剁掉,还有的装聋作哑、装疯卖傻。1943年,“遵义师管区”准备到兵工厂里抓壮丁,被厂方知道了,工人把大门一关,就在厂房里和军队打了起来。结果当场打死四十人,接着又判了十二个死刑,最后只征到了八名兵。这样的新兵送到部队,怎么可能提升军队的素质?但不送这些人去,又能有什么办法?

王光炜对蔡智诚说:“你希望改善军队的风气,我也赞成。但这个事只能等到打完仗以后慢慢搞,素质问题要从小娃娃抓起,现在的兵都是些‘棒棒脑壳’,教也教不会,就像石头窝窝里的‘赖包谷’一样,整不出好菜来。”

王上校还说,你入了军队,早晚也是当干部,要时刻保持威严,不用去和当兵的讲道理。军队和学校不是一回事,“棒棒脑壳”不开窍,你客气,他就以为你好欺负,七七八八的事情都惹出来,兵就不好带了。带兵就是要打要骂,再不行就枪毙,猛将手下出好兵,打仗的时候哪有时间去讨论思想问题……

蔡智诚一边听着前辈的教导,一边却在心里犯嘀咕。虽然还没有正式入伍,他就已经觉得军队的实情和自己原先想象的不太相同,但转念又想,王光炜说的是旧式军队,也许“青年军”这样的新式部队,会有更为高尚的精神面貌吧。

7月3日,卡车开到了云南保山。

快进县城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了一支正在行进的队伍,这是103师的309团,于是就停下车来打招呼。

309团的团长是陈永思[2],他与王家和蔡家素有来往,这时见到熟人当然十分高兴。

陈团长说,309团原本是驻守祥云机场的,刚接到移防的命令,大概是要向松山方向增援。接着,他拍了拍蔡智诚的脑袋,笑着问:“大学生,逃课不读书,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王光炜说:“蔡四娃想参加青年军,我准备在103师给他挂个号,然后就转到昆明去。”

陈永思说:“那没问题,蔡家的事给何军长说一声就行了,好办得很。不出意外的话,四娃明天就可以拿着介绍信去昆明。”

可这时候,蔡智诚却改变了主意。他让杨三把车上的皮箱拿下来,不坐车了,并且十分坚决地宣布:“我不去师部挂号,我要跟你们去松山打鬼子!”

[1]  王光炜,遵义人,黄埔七期毕业,当过国民党师长,1949年12月率部起义,解放后担任贵州省政协委员。

[2]  陈永思,贵州遵义人,曾任黔军王家烈部参谋,国民党103师309团团长,103师副师长、代师长,49军249师师长,1949年率部起义,解放后任贵州省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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