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实秋阔别了几十年。我在祖国的北京，他在宝岛台湾，生活环境，都不相同。《文汇报》“笔会”约我写回忆文字，也只好写些往事了。
记得在我们同船赴美之前，他“在一九二三年七月写了一篇《繁星与春水》，登在《创作周报》第十二期上，作了相当严格的批评”。他那本在国内出版的《雅舍怀旧——忆故知》中的《忆冰心》那篇里，也说繁星和春水的诗作者“是一个冷隽的说理”的人，又说“初识冰心的人，都觉得她不是一个容易令人亲近的人，冷冰冰的好像要拒人于千里之外”。以后我们渐渐地熟悉了。他说：“我逐渐觉得她不是恃才傲物的人，不过有几分矜持……”底下说了几句夸我的话，这些话就不必抄了。
一九二六年我们先后回国，一九二七年二月他就同程季淑女士结婚了。这位程季淑就是他同我说的在他赴美上船以前，话别时大哭了一场的那位女朋友。真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婚后，他们就去了上海，实秋在光华、中国公学两处兼课。一九三○年夏，他又应青岛大学之约全家到了青岛。我一九二六年回国后，就在母校燕京大学任教。一九二九年文藻自美归来，我们在燕大的临湖轩举行了婚礼，以后就在校园内定居了下来。
我们同实秋一家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不过我们还常常通信。实秋说我爱海，曾邀我们去他家小住，我因病没有成行，文藻因赴山东邹平之便，去盘桓了几天。
我们过往比较频繁，是在四十年代初的大后方。我们住在重庆郊外的歌乐山，实秋因为季淑病居北平，就在北碚和吴景超、龚业雅夫妇同住一所建在半山上的小屋，因为要走上几十层的台阶，才得到屋里，为送信的邮差方便起见，梁实秋建议在山下，立一块牌子曰“雅舍”。实秋在雅舍里怀念季淑，独居无聊，便努力写作。在这时期，他的作品最多，都是在清华同学刘英士编的《时代评论》上发表的。
抗战胜利后，我们到了日本，一九五一年又回到了祖国。实秋是先回北平，以后又到台湾。在那里，他的创造欲仍是十分旺盛，写作外还译了莎士比亚的全部著作，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收获！
在台湾期间，他曾听到我们死去的消息，在《人物传记》上写了一篇《忆冰心》（这刊物我曾看到，但现在手边没有了）。我感激他的念旧，曾写信谢他。实秋身体一直很好，不像我那么多病。想不到今天竟由没有死去的冰心，来写忆梁实秋先生的文字。最使我难过的，就是他竟然会在决定回来看看的前一天突然去世，这真太使人遗憾了！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