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想以古代文化名人的名义，以精神价值的名义，否定物质化功利追求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也是否定不了的。我想说的是，在一种物质化的生活氛围中，人们是不是同时也要珍视精神的重量，给精神价值一定的空间？屈原式的高洁、陶潜式的淡泊、苏东坡式的旷达、曹雪芹式的从容，我们也许做不到，但他们对人格、对真诚、对精神价值的珍视，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点启示，使我们有一种力量，去抵抗因物质和功利的需求而彻底放弃精神价值的冲动？人毕竟是人，他需要精神价值，彻底的物质化功利化，也是很恐怖的，是对人性的扼杀。当友谊变成相互利用的道具，当爱情变成情欲的遮羞布，当人格良知变成随时可扔下的废物，那样的生活不也是很可怕，很不人道不合人性的吗？
几千年过去了，古代文化名人们不朽的灵魂仍在虚无之中盈盈飞动，给我们启示，给我们力量。他们是为了纯粹的心灵理由而坚守的人，为了精神的重量而承受命运凄凉的人。他们在苍凉广阔的历史瞬间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带着永恒的悲怆与骄傲，形成了我们民族心灵史上最有色彩的那一道风景。
古人所经历的苦难在后人的心中总是非常淡漠，淡漠到教科书中轻轻翻过的那几页纸。而对当时的经历者来说，却是一生中日积月累寸寸血泪的承受。我们只有到他们生命的褶皱中去访微探幽，才可以感觉到那些许沉重，才能触摸到他们生命的鲜活与温热。
遥想李白当年，他作为名满天下的大诗人，怎么会落到穷途末路沿门托钵的地步？
李白是一个文人，但文人并不是一种职业，一种价值的证实。一个文人，如果他不能在官阶上占据一个位置，即使他才高八斗气冲霄汉，也只是一个卑微的人物。李白的一生就是如此。
在这样的社会机制中，谋求官位是每一个文人本能的生命冲动，李白也不例外。开元十三年，二十五岁的李白出三峡顺流而下，开始了求仕的生命旅程。其时“开元之治”如日中天，大唐王朝生气勃勃，笼罩在一片金色光辉之中。大唐皇帝玄宗昭示天下求贤若渴，李白才华横溢意气风发。不必怀疑朝廷求贤若渴的真实性，更不必怀疑李白冠绝一世的超迈之才。可是，当李白此刻站在船头，将满江风景纳入胸襟，将天下纳入胸襟，他怎么也想不到，直到自己的生命终了，也没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
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李白的悲剧在出川之时已经由一种自己毫无意识的因素决定了。李白天性天真洒脱，狂放傲岸，这与官场所需的拘谨权变、顺服谦卑恰恰构成了最鲜明的对抗，这也是无法调和的两种人格的对抗。朝廷求贤是真的，但本质上是需要能干的奴才，而绝对无法容忍一种独立鲜明的个性。于是，哪怕李白之才千古独步，也无法避免终身潦倒的命运。率真的天性成就了李白，也贻误了李白，事情总是这样具有双重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