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普刚（刘少奇同志纪念馆馆长）：刘少奇同志讲：“我多年没看见你们了，你们怎么变成这样了？”那时候生活也很困难，刘少奇第一句话就问：“你们现在日子过得好不好？”大家回答：“过得好，过得好。”
“过得好”，三个字说出来容易，让人相信却很困难。看着这帮衣衫褴褛、面露菜色的父老乡亲，刘少奇怎么可能相信他们真的过得好？顿了一顿之后他说，我想要听真话。
黄仁和（受到刘少奇接见的群众）：他说同志们，我将近40年没有回家了，这一次回来了解农村情况，希望你们讲真话、讲实话。
欧凤球：我就回答主席：“公共食堂还是好的，只是我们每个人都吃不饱，饿肚子。”主席说：“你大胆地、如实地讲，不要怕。”他还说：“如果公共食堂不好，也可以解散。”
刘少奇的鼓励让大家逐渐放开手脚，各个把自己心中所想都说了出来。这些汇报让刘少奇了解到，当地确实是在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大跃进”的政策，但人们的生活也确实更加贫穷和艰难了——这中间，最根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他陷入了思索当中。
一面思考着，刘少奇又来到多年不见的姐姐家。
萧普刚：带了5斤米、2斤白糖、2斤饼干、9个咸蛋，作为国家主席看他40年没见面的姐姐（的见面礼）。少奇讲：“姐姐你们现在在家生活非常苦，老弟就送来这点东西，你每餐加一把米。”他姐姐就跟他说：“老弟啊，你在国家工作，没有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你要我加一把米，我吃了这5斤米，又到哪里去找你？”
“吃了这5斤米，又到哪里去找你？”这就是“大跃进”之后，国家主席的姐姐对自己的亲弟弟发出的疑问。来自至亲的疑问让刘少奇心中格外难过。更让他难过的是，一年后，姐姐来信说姐夫病重，想吃点猪头肉，于是刘少奇让妻子给姐姐家寄了点钱，可没过多久姐姐的信中又说，姐夫在吃了猪头肉之后，因为体质太虚弱，肠胃根本无法消化，暴病猝死——这当是怎样的贫瘠，才会承受不起一点点的荤腥？
他的心中，翻江倒海。
1961年5月15日，刘少奇结束了44天的家乡调查，回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黄峥：那时候他就提出来，（造成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所谓“七分人祸”，就是说主因不是天灾，而是我们工作当中的缺点、错误，当时他就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了。后来在1962年1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再次重申了这个观点。
毛泽东认同了刘少奇等人的调查，并对此作了深入的反思。他说，如果违背了客观规律，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最近3年就是受了大惩罚，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也瘦了。
随即在1962年1月，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七千人大会在京召开。刘少奇主持撰写了中央向大会提交的报告。他对执笔人谈了自己的意见：成绩讲够、缺点讲透，既要继续高举“三面红旗”（中共中央于1958年提出的施政口号，即“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又要明确问题所在。他在最后归纳道，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党内斗争过火，党内民主不够。
报告完成后，刘少奇交给毛泽东过目，随后在大会上发布。
黄峥：这时候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想法，他觉得时间比较紧，就不要在大会上念了，把它发下去作为书面报告，另让刘少奇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做一些口头发挥。刘少奇觉得这也可以，后来就这么做了。
许佩珉：当时“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结论一摊出来），上下都很震动，因为完全同原先（的结论）相反。这是农民、群众的呼声，也是实际情况，他要把实际情况告诉大家。
在这次因情势紧迫、问题重重而扩大范围召开的大会上，刘少奇脱稿做了3小时的口头报告，坦诚地通报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尖锐地提出了问题所在，并代表中央带头承认错误。随着他的发言，大会的讨论气氛开始热烈、开放起来。毛泽东也在会上做了检讨，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由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第一次公开检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