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书之外，同学和我常做白日梦，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救中国。我们幻想许多使中国富强的方法。为了神圣的救国使命我们还把工作分配好。就回忆所及，我常任军事领袖，目的是训练军队打败入侵的外国人。其它同学有的从事教育，有的从事财政，有的从事农业。
赴美读博士期间，他原本想钻研政治学，以便将来在中国政坛驰骋一番，但后来又认为政治学所说的政治太过于理论化，不切实际，“欲想获得真正的政治知识，只有从历史方面下手”，于是他专攻历史学，主修政治史。但他又不仅仅为历史而历史，而是为了致用而研究历史，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学习历史以备从政之用，此一见倒是深获我心。在过去不分中外，许多历史学家均能身居政府要津，即其适例。”
治学伊始，他就决心把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他研究近代中国史及外交史的宗旨就是为了弄清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研究每一时期中国的抵抗方案及其分析每一方案的成败得失，找出经验教训，有所贡献于社会。
正是这种治史态度的驱使下，他在“九一八”事变后不满足于做一名躲在书斋里的纯学者。在他的多次倡议下，他和胡适、丁文江等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创办了《独立评论》杂志，用自己的理念、学识干预现实政治，以一种旁观的立场，实现书生论政的宏愿。这一时期，蒋廷黻在《独立评论》和《大公报》上就外交和内政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性文章，对时局进行分析，以期有裨于世事。
并且，蒋廷黻还多次撰文批评知识分子对时势不闻不问或自甘堕落的情形，他指出：
我们的知识阶级，如国内其它阶级一样，也是不健全的。……我们文人，知识阶级的人，不应该勾结军人来作政治的活动。……而政治活动不可靠口头禅。……中国近二十年内乱之罪，与其归之于武人，不如归之于文人。
中国第二种病，依我来看，是士大夫阶级的破产，知识的破产，道德的破产，体格的破产。最后一种的破产是显而易见的。中国旧日的文人，尤其是文人而成为名士者，大都手不能动，足不能行，背不能直，一天到晚在那里吐痰擦痒。中国旧日士大夫的道德毛病不在其标准不高。我所读过士大夫的言论都是极高尚的。不过他们立言是在纸上，好像建筑工程师的图样。图样虽好，倘建筑不照图样，那不是空费事？
第二，蒋廷黻所持的政治观点同蒋介石的想法不谋而合，这成为蒋介石愿意拉拢蒋廷黻入阁的思想基础。蒋廷黻在三十年代最有名的政治主张便是“统一论”和“新独裁论”。首先，蒋廷黻认为统一是中国富强的第一步骤。不统一，一切都谈不到。不统一，一切资源都将浪费于内战。其次，中国的统一，和其它国家一样，可以通过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合作而达成。任何国家和人民均不能单靠武力而完成国家统一。当然，如果没有武力做后盾，任何国家也不能建立一个为世界各国所尊重的政府。因此：
首先中国需要一个中央政府，不问它是否开明。……中央有错，我们应设法纠正；不能纠正的话，我们还是拥护中央，因为他是中央。我以为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纵使他不满人望，比有三四个各自为政的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