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典:我狂亦即我存在(9)

正听他慷慨激越演说到这里,下课钟声响了,那些被他感动得五体投地的同学于是一路目送他走出校门,只见一辆人力车拉了过来,刘文典飞身坐上,一溜烟跑远了。学生们这才明白过来,刘先生刚才是在“一日三省吾身”呢,他正是那“坐车”的人啊!

就这样,貌不惊人的刘文典愣是成为清华园里的一大焦点,只要有他在,就一定会有数之不尽的奇闻趣事。许多跟他接触过的学生都在私下里竖起大拇指讲:“刘叔雅先生,牛!”

当然,生性狂放的刘文典在教课之余,还不忘“发发飙”,露一下其“狂人”风采。20世纪30年代,刘文典任清华大学教授,当时在北京大学也兼了两门课:汉魏六朝文学和校勘学。由于校勘学是选修课,而选修的学生又不多,于是教务处让他改在教员休息室上课。

第一次上课,因换了教室,中文系没有照他的要求做好课前准备工作。刘文典见此,发了脾气,并大发牢骚说:“这个课我教不了!我没法教!”学生慑于刘的名气,没人敢说话。

这时,教员休息室的工友却解了围。他一边把沏好的热茶送到刘的面前,一边用纯粹的北京话说:“那哪儿成!像您这样有学问的先生,北京大学有几位?您不教,谁教啊?”

刘文典听后,转怒为喜。他一边笑着吸烟,一边高兴地摇头。下面的学生也暗暗发笑。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陷入日寇铁蹄之下。当时正处于学术研究“黄金时期”的刘文典,未能及时离开北平,转移后方。这期间,他的北大同事周作人出现了,他几次来北平北池子骑河楼蒙福禄馆三号的刘文典住宅进行游说。周说:“文典以一部《淮南鸿烈集解》就足够显示学力而有余了。如今政府虽伪教育不可视伪,以你的学问应当到‘维持会’工作,维持教育,抵抗奴化……”

刘文典说:“你有你的道理,但国家民族是大义,气节不可污,唐代附逆于安禄山的诗人都是可悲的,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周只好面带愧色地说:“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边说边退走了。后来接踵而至的说客,皆被刘文典拒之门外。

既然刘文典敬酒不吃,那就让他吃罚酒。日本人生气了,于是刘宅两次来了日本宪兵。“搜!”一声令下,刘文典与国际往来的函牍被一律查抄,吴忠信、于右任、邵力子、胡适、陈独秀的来信一时灰飞烟灭。豺狼当道,虎豹横行,家中人一时不知所措,而刘文典、张秋华夫妇却安坐椅中,冷眼相视,默无一言。翻译官喝问,你是留日学生,太君问话,为何不答?刘文典只白了他一眼说:“我以发夷声为耻!”

被困北平半年,刘文典内心极为痛苦。日伪政权建立,附逆者一时如“过江之鲫”,连刘文典的四弟刘蕴六(管廷)也在冀东日伪政府中谋到了一个肥缺。当刘蕴六兴冲冲回到家中时,得知消息的刘文典愤恨难当,当即说:“我有病不与管廷同餐。”随即又说:“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著书,管廷请另择新居。”将刘蕴六逐出了家门。根据当时的形势,北平已势不可留,刘文典决计离开北平。

1938年初,刘文典托英国大使馆的朋友买到了船票,他转道天津、香港及越南海防,辗转两月进入云南。一路颠沛流离,受尽苦楚,而他心中默念“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诗句,毅然前行。当他于当年5月22日从滇越铁路抵达西南联大文学院所在地蒙自时,一脚踏上故国的土地,刘已是喜极而泣、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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