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听他慷慨激越演说到这里，下课钟声响了，那些被他感动得五体投地的同学于是一路目送他走出校门，只见一辆人力车拉了过来，刘文典飞身坐上，一溜烟跑远了。学生们这才明白过来，刘先生刚才是在“一日三省吾身”呢，他正是那“坐车”的人啊！
就这样，貌不惊人的刘文典愣是成为清华园里的一大焦点，只要有他在，就一定会有数之不尽的奇闻趣事。许多跟他接触过的学生都在私下里竖起大拇指讲：“刘叔雅先生，牛！”
当然，生性狂放的刘文典在教课之余，还不忘“发发飙”，露一下其“狂人”风采。20世纪30年代，刘文典任清华大学教授，当时在北京大学也兼了两门课：汉魏六朝文学和校勘学。由于校勘学是选修课，而选修的学生又不多，于是教务处让他改在教员休息室上课。
第一次上课，因换了教室，中文系没有照他的要求做好课前准备工作。刘文典见此，发了脾气，并大发牢骚说：“这个课我教不了！我没法教！”学生慑于刘的名气，没人敢说话。
这时，教员休息室的工友却解了围。他一边把沏好的热茶送到刘的面前，一边用纯粹的北京话说：“那哪儿成！像您这样有学问的先生，北京大学有几位？您不教，谁教啊？”
刘文典听后，转怒为喜。他一边笑着吸烟，一边高兴地摇头。下面的学生也暗暗发笑。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平陷入日寇铁蹄之下。当时正处于学术研究“黄金时期”的刘文典，未能及时离开北平，转移后方。这期间，他的北大同事周作人出现了，他几次来北平北池子骑河楼蒙福禄馆三号的刘文典住宅进行游说。周说：“文典以一部《淮南鸿烈集解》就足够显示学力而有余了。如今政府虽伪教育不可视伪，以你的学问应当到‘维持会’工作，维持教育，抵抗奴化……”
刘文典说：“你有你的道理，但国家民族是大义，气节不可污，唐代附逆于安禄山的诗人都是可悲的，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周只好面带愧色地说：“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边说边退走了。后来接踵而至的说客，皆被刘文典拒之门外。
既然刘文典敬酒不吃，那就让他吃罚酒。日本人生气了，于是刘宅两次来了日本宪兵。“搜！”一声令下，刘文典与国际往来的函牍被一律查抄，吴忠信、于右任、邵力子、胡适、陈独秀的来信一时灰飞烟灭。豺狼当道，虎豹横行，家中人一时不知所措，而刘文典、张秋华夫妇却安坐椅中，冷眼相视，默无一言。翻译官喝问，你是留日学生，太君问话，为何不答？刘文典只白了他一眼说：“我以发夷声为耻！”
被困北平半年，刘文典内心极为痛苦。日伪政权建立，附逆者一时如“过江之鲫”，连刘文典的四弟刘蕴六（管廷）也在冀东日伪政府中谋到了一个肥缺。当刘蕴六兴冲冲回到家中时，得知消息的刘文典愤恨难当，当即说：“我有病不与管廷同餐。”随即又说：“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著书，管廷请另择新居。”将刘蕴六逐出了家门。根据当时的形势，北平已势不可留，刘文典决计离开北平。
1938年初，刘文典托英国大使馆的朋友买到了船票，他转道天津、香港及越南海防，辗转两月进入云南。一路颠沛流离，受尽苦楚，而他心中默念“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诗句，毅然前行。当他于当年5月22日从滇越铁路抵达西南联大文学院所在地蒙自时，一脚踏上故国的土地，刘已是喜极而泣、泪流满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