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费逵对各位好友的相助一一谢过，抱定有始有终的宗旨，决定留下和自己一手创办的中华书局共克时艰。
其实，按照张元济的说法，中华书局的状况是资金周转不灵，而非资不抵债，“只有搁浅而无破产”，所以中华书局的大股东决定出面，劝各位债权人不要逼债，共同渡过难关。这个劝服工作是宋氏三姐妹的父亲宋耀如做的，众人都很买账。最终，常州富商吴镜渊出面联络富商士绅，筹集资金作为垫款。各方努力下，局面最终被稳定。此间，陆费逵曾被拘押，后经调查他在经济上没有问题，又回来参与日常工作，只是职务由局长改为司理，薪金降为100元。直到1919年，他才改任总经理。
从“民六危机”中可以看到陆费逵对待自己所钟爱的出版工作的专一。他自己曾说，一个人办事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专心，第二忍耐，第三不失本色。这三点是他对自己为人的总结，也在后人对他的回忆里有所体现。
由于陆费逵的声望地位，他长期被推选为上海书业同业公会主席。任上经常调解同业间的矛盾、为同业的利益和政府交涉、处理版权纠纷等，尽职尽责。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出版家，他呼吁出版者和作者要以社会责任为重。在他的带领下，中华书局出的书在质量上很有保障，不说每本都是精品，起码是绝少粗制滥造、低级趣味之作。
在民国初年，出版业是较为混乱的，虽然大出版机构不多，但小型出版机构层出不穷，竞争也就很激烈。在这样的乱世之下，陆费逵依然能心怀文化使命感，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殊为难得。也正因如此，中华书局才得以成为业界名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