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势的发展完全验证了陆费逵的眼光和判断。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久，规定各种教科书必须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政府学部颁行的教科书一律禁用。早有准备的陆费逵此时拿出合乎共和体制的“中华教科书”，立即成为人们的追捧对象。当时供应的春季开学用书十数册，“日间订出，未晚即罄，架上恒无隔宿之书，各省函电交促，未有以应”。“中华教科书”几乎独占中小学教科书市场，开办第一年，营业额达到二十多万元，他们买了六台印刷机，开了自己的印刷所。
至1913年完全出齐的中华教科书，是清王朝覆灭后第一套适合共和政体的教科书，令人耳目一新，立即风行全国，迅速赢得了大部分教科书的市场。“开业之后，各省函电纷驰，门前顾客坐索，供不应求。”中华书局由此一举奠定了在近代中国出版界的地位。
商务印书馆虽然立即改弦更张，出版新教科书，怎奈已经落后于中华书局，在此役中几乎是完败收场。
陆费逵离开商务自创书局的做法被业界议论纷纷，尤其是为商务印书馆的人所诟病。高梦旦被说成“赔了侄女又折兵”，所受压力很大。最后还是宽厚大度的张元济出来说话，才平息了议论，张说，“梦翁失算，赔了夫人又折兵，不必多行责怪”。换个角度看，陆费逵的出走也未必就是坏事，因为之前的出版界是商务印书馆一家独大，而中华书局的出现，让商务多了一个竞争对手，这对于行业来讲是有利的，只有竞争才能让行业更有活力。
从社会的发展规律看，商务印书馆出现竞争对手是必然，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出版社是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机构，在当时，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日益迫切，出版业又怎么可能就商务一家唱独角戏呢？
1912年1月7日，陆费逵创办《中华教育界》杂志，有点和商务的《教育杂志》一比高下的意思。当然，由此他与教育界的来往更为密切。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这样，改革清代教育，制定符合民国需要的新教育制度的重任就落在他的肩上。蔡元培留学欧洲多年，对国内教育情况不够了解，便到上海和朋友蒋维乔、陆费逵等人商量。极有主见的陆费逵建议迅速宣布教育方针、颁发普通学校简章、组织高等教育会议、规定行政权限，被蔡元培采纳。这时距春季开学时间已经很短，各省都等着教育部出方案，所以蔡元培就委托蒋维乔、陆费逵两人拟定暂行办法。两人起草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14条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11条，由教育部向全国颁发。这也成为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教育文件。
在民国“一号教育文件”中，陆费逵提出了很多独到见解，其中就有缩短学生在校年限的主张。按照清朝的学制规定，学生的在校时间长达20年之久，如果七岁上学，得二十七八岁才能毕业。陆费逵认为课业繁重、时间太长，提出学制以15至16年为宜。此外，废止奖励出身的规定也是极大的突破。清末科举虽然废除了，但学校毕业生仍然授予科举头衔，从某种意义上讲，学校是变相实行科举。所以废除奖励出身，就让科举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陆费逵这些富有见地的看法显露出他极富前瞻性的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