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州想到这些，刚开始我认为自己的思维还停留在南京那些破事上，后来我发现自己是在回忆，回忆就是远看，远看正说明我已离开了南京。区别挺大的。如果在南京，可能还要穿件毛衣延续一下冬天的气味。来广州没几天，大街上有人开始穿短袖了。这让我觉得火车是个神奇的东西，它以一个昼夜的时间将我从严寒直接输送到了春光明媚之中。我有时会想，如果按这种速度和方式，我是否可以直接奔向老年时代，那样可以免除途经中年的疲惫。或者说，如果我想到中年想到死后想到出生前想到恐龙时代，都可以坐火车？
我到广州后的第一件事儿居然是演电影。导演是朋友，他带着摄影、灯光、录音等一大拨人从北京赶到广州，看我闲着，就叫我饰演了一个小角色。在片中，我饰演一位跑保险的，于2007年12月31号上午敲开一扇门，门里有两个分别坐在自己床上的人。我对他们背书一样背了“我公司”最新的保险品种，强调签了这个保险单，可以“让不幸的人变得幸福，让幸福的人更加幸福”。然后他们叫我坐在床上，其中一位拍拍我的肩膀说：“兄弟，你知道吗，我们是一个单位的。”这是说，他们也是跑保险的。于是我就走了。因为这个片子很短，剪辑出来不超过十五分钟，所以三天就结束了。然后我和广州的一些人把他们送上去北京的火车，无精打采地返回住处，一屁股坐在床上，只好继续发呆。
在南京我上过班的单位网页上，我看到原来的同事集体去长江边植树的新闻和照片。
那是一块荒地，汛期淹没，旱时才显现，种下去的树成活率并不高，周边是一些来路不明的人口，经常会砍掉这些小树苗，拿回家当柴烧。也正是这样，可以使我们每年春天都扛着大旗浩浩荡荡来到这里开展植树活动。到了地方，王鹏就把大旗往柔软的地面上狠狠一插，手指荒芜，说，干吧。然后大家开始挖坑、植树、浇灌。一般两个人为一组，如果是男女搭配，会有点意思。不过意思也不是很大，因为我那单位里女的少，年轻的女的更少。我跟一个单位的中年妇女搭配过。这妇女肥胖无比，面色难看，以前得过甲肝，后来患上了轻微糖尿病。不能干活，或者不愿意干活，都行。可是她总是一个劲唠叨，说她年轻时候下乡时吃过的苦，然后告诉我拿锹不是你那么拿的，挖坑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等等。此外，就是她一直在打听我的私生活，说个人问题迟早要解决什么的。我现在才可以说出我当时的欲望，那就是我多想把她当成一棵树栽在这个荒滩上。然后踩实，与她挥手告别。我没那么做是正常的，我要真那么做了，大概也不见得多突然。等到中午，一拨人就找个地方去吃饭。在饭桌上，大家由尊及卑开始敬酒。吃完，下午没事，四个四个地纠集在一起找地方打麻将。
王丽她们幼儿园也组织来这里植树。不过，和我们不是在一起。我那时候幻想过她们和我们联合起来植树，我和她被安排为一个小组。我挖好坑后，她把树苗放进坑内，然后我填土，继而两人手扶树干环绕着树苗将松土踩实。在离开树苗之前，我们会在上面挂一张烟壳制作的姓名卡片，我俩的名字男上女下或女上男下地写在一起，一阵春风吹拂，它还翩翩起舞。我们还会顺着柔弱的树干由下而上望去，头顶碧蓝的天空等待着它多年以后用巨大的树冠遮蔽。多年以后，我们分别垂垂老矣，在这棵两人亲手栽种的树下会合。我们老泪纵横，或者欢天喜地。我们在大树下满身皱褶地做爱，或者我们握着手坐在下面眼望夕阳缓缓落下。
